作者：杨胜群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09/6/24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刘少奇研究正出现专题深入研究发展的好势头。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刘少奇的生平和思想是一块深厚的土壤、一座富矿，会长久地吸引有识之士去耕耘开掘；二是说明一批长期从事刘少奇研究的同志，具有以研究宣传老一辈革命家为己任的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

　　关于这次学术研讨会及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我想谈两点看法，供大家参考。第一点：“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这是刘少奇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专题。

　　少奇同志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少奇同志事业的顶峰在社会主义时期。他曾长期主持中央一线的工作，参预决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一个思想家、战略家，他孜孜不倦地思考、探索，留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真知灼见和宝贵的思想理论。我们研究刘少奇，不可不研究他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和思想。

　　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的时期。少奇同志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在辛勤探索，都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而少奇同志表现出来的执著的探索精神，他的思想的鲜明性、现实性，还有他的思想主张在实践中产生的作用和对后来的影响，都是较突出的。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正确发展的时候，他是主要决策者、领导者和推动者之一；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曲折和错误的时候，他是同时代领导人中克服曲折、纠正错误最努力者之一。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与少奇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遗产中，记在少奇同志名下的是不少的。因此，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不可不研究刘少奇的思想和实践。

　　研究“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系统地发掘和研究刘少奇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思想理论成果，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江泽民总书记在刘少奇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刘少奇同志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５０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６０年代，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指导中央有关部门改革生产资料的管理和流通体制，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改革工业生产管理体制，收到了初步的效果。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还主张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要把江泽民同志这一论述的精神贯彻到我们这次研讨会中去，而且还要把它贯彻到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

　　第二点：研究“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要把刘少奇的思想与实践同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和分析，深入发掘和研究他那些最有个人特色的思想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同时，又要着力探讨他与那一代中央领导人群体的共性特点。

　　“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专题研究，从哪里去深入？当然主要还是要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少奇同志那些有个人特色的思想和实践去深入。有个人特色的东西，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对于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来讲，有他们个人特色的东西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当然要去努力发掘他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有这样三个工作要继续做下去。第一个工作，是继续从少奇同志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中去发掘还不为人们所认识的东西。随着一些新的资料和史实的披露，更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研究，要尊重人物本身，还要尊重历史，尊重史实。要用历史、用史实去说明人物，要引导人们通过认识历史、认识史实去认识人物。这是不能用感情或者凭主观推断来代替的。研究少奇同志也是这样。

　　第二个工作，要加强对少奇同志最具有个性特色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少奇同志有很多好的品质、好的思想，那么有哪些是他最具有个人特色的呢？我们要去研究，去揭示，去阐发。这里我想提两点。

　　一是，少奇同志坚持从人民群众生活的实际考虑问题。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大家都讲，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什么是最大最根本的社会实际，在不同的人那里是不同的。在少奇同志那里，最大的实际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他经常说，“不论做什么工作，总离不开穿衣吃饭。”他把人民群众的穿衣吃饭看作头等大事。１９６１年他回到湖南宁乡调查，同农民谈话，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们的生活是比１９５７年好了还是差了。正是这种意识，驱使他用脚碾开一堆人粪，观察农民吃的什么，进而判断农民的生活水平。他从农民的水塘并没干涸，知道旱情并没有严重到饿死人的程度，从而更加断定农村的严重困难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由于政策和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这些正是刘少奇考虑问题、观察问题具有个性特点的细节。

　　“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讨的意义和方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真正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却不是很容易做到的。破除迷信，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是一句很响的口号，对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实践中把一些客观规律，把一些反映实际的思想也作为迷信给破除，就助长了“大跃进”的种种恶果。当时提“破除迷信”，有一重含义，就是要破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迷信，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只强调这一面，就会脱离实际。因此，少奇同志提出还要破除另一种迷信。１９５７年，他在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有一个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他还说：只有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又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社会主义才能在竞争中赢资本主义。我们把他这些话，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认识相比较，会发现二者是多么地接近。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当时要从哪里解放？主要是要把我们的思想从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对社会主义采取盲目迷信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勇于、善于去思考问题，这是少奇同志独到的地方。

　　二是，他坚持八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到１９５９年底，在阶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实际上在党内已逐渐开始占上风，经过庐山会议党内生活已经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仍然坚持认为“多种经济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对有的社会矛盾的性质、严重程度的判断和处理办法出现失误，但仍没有发展到从全局上改变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济工作在他的议事日程上，仍是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的，并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些正确主张。

　　第三个工作，是要深刻揭示刘少奇正确的思想认识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要深刻说明少奇同志为什么能有这些正确的思想认识？比如说，建国后我们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从苏联学的，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选择。这一经济体制的建立同少奇同志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９４９年６月，建国前夕，他秘密访苏，任务之一就是“取经”，制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１９５２年又去过一次，也带有“取经”的任务。应该说，他受苏联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是较深的。但是，他却在１９５７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质疑。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地方。

　　个性特色是相对于共性特点而言的。要充分发掘少奇同志有个性特色的思想和实践，我们就不能对他作孤立的研究，而是要把他同领袖人物的群体，同别的领袖人物联系起来考察和研究。

　　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研究人物的思想性格、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方面都是可以运用的。最近，有两位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的同志，在他们著的一本书中写道：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工作特点，就是当着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去解决，别的事情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在他认为这项任务的解决已经有了头绪，走上了轨道，便放手让可以信赖的人去继续完成。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又用于去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的工作特点。这个特点使他一方面面对重大的问题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并且保持思想上、工作上的一种气势和力度，迅速打开工作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使他能够保持一种宽阔的眼界和视野，始终把握全局。少奇同志的地位与毛泽东不同，性格和工作方式也与毛泽东有不同的地方。对于一项重大任务，他会自始至终集中很大力量去思考、研究，绵性地甚至是执拗地去抓到底。这是同样作为战略家的刘少奇的工作特点。这个特点，使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能够比较深入和执著，并且在思想上保持一种延续性和稳定性。比如，他对经济工作就表现了这个特点。少奇同志在一线工作，面对的大量的是国家经济工作事务，可以说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在那个时期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松掉经济建设这根弦，坚持把较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努力维护和推动国家经济工作的运转。正因为这样，他对经济工作的实际比不少人了解得更深入一些，对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比不少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从而能够提出一系列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促进经济发展的正确主张。这里讲的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和刘少奇的工作特点，没有长短之分，因为对于他们各自来讲都是长处，我们的研究不必去进行无谓的品评。

　　个性反映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领袖人物群体中，再杰出的个人，他的实践和思想都离不开群体的影响，都带有群体的共同特点，难以把两者割裂开。因此，我觉得，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有一个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既要反映人物的个性特色，又要反映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反映人物必然带有的群体的共性特点。这样才能避免不恰当地扬此抑彼或者扬彼抑此，避免谁一切都对或者谁一切都错、谁就比谁高明的绝对化简单化评价。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的实际是这样：在这个群体中，有的时候或者在有的问题上，可能你的认识先走了一步，他的认识后了一步，你的认识启发了他；有时候或者在有的问题上，可能你的认识和做法是对的，他的认识和做法是错的，但后来你的认识可能由正确转向了错误，而他的认识却由错误转向正确；有时候或者在有的问题上，你和他的认识共同陷入了错误，但你比他认识得早一些。就领袖人物个人来讲，思想的发展也不是直线的，有时候可能是从正确转向错误，而有时候却是从错误转向正确。少奇同志的思想发展也是这样。比如，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和很多人一样，都想要利用社会主义的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进行建设，改变国家穷困面貌，这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出于一种急切心理，他和毛泽东都误以为搞“大跃进”是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到六十年代初期，他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三面红旗”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形成了按经济规律搞建设的正确认识，并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了全面的调整工作。另外，领袖人物的许多思想认识很多时候是相辅相生的，很难说谁比谁高明。我们的任务是去研究和揭示这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去品评哪个比哪个高明。

　　研究领袖人物的思想与实践，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是总结历史经验，也就是说要从领袖人物那里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和共同性的东西来。因此，我们要坚持把少奇同志放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群体中去进行考察和研究，在充分发掘他具有个性特色的思想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同时，还要努力去反映和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个领袖群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获得的共同的思想结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作风品格的共同特点，用它们资政育人，用它们去教育今人，启迪后人！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１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与武汉大学刘少奇研究中心在武汉联合召开了“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这是作者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