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 峥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更新时间：2009/9/7

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样，刘少奇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和所有领域。纵观刘少奇的整个革命生涯，具有他个人特色的功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发展，训练、组织了无产阶级队伍。

　　刘少奇1922年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此后一直到1927年夏，在整个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刘少奇都在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领袖。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有：

　　1922年9月，同李立三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1万多工人大罢工。刘少奇在罢工中任工人全权代表，负责第一线指挥并亲往戒严司令部谈判。安源大罢工由于准备充分、指挥得当，取得完全胜利，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罢工之一，也是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1923年4月起，刘少奇任安源路矿工会代理总主任、总主任。到1924年5月，安源已有共产党员60多人。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会领导的工人武装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红军的来源之一。

　　1924年，刘少奇以安源工会为基地，重振汉冶萍总工会，当选为委员长。汉冶萍总工会由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大冶、安源各个厂矿企业的工会组成，有会员3万多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

　　1925年，刘少奇奉调到广州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的主要文件都是刘少奇起草或主持起草的。刘少奇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工人出身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领导人林伟民任委员长，不久因病不能工作，1927年9月去世。刘少奇于1926年2月起代理委员长。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始人。

　　1925至1926年，刘少奇先后在上海、广州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是这两次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1月，刘少奇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武汉工人一举收回被英国占领了60多年的汉口英租界。

　　二、扭转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的被动局面，提出一整套正确的白区斗争策略方针。

　　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赴华北，作为党中央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地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考察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实绩，他有三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端正北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这段时间，刘少奇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等不少文章，清算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北方白区多年的“左”的一套，大力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同时，他还通过改组北方局等领导班子、向一些地区委派干部等组织措施，改变长期以来北方党组织同中央比较疏远的状况，从思想上政治上将北方党组织和党员带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旗帜下。

　　（二）抓住时机，重建党组织，发展新党员，迅速壮大党的队伍。刘少奇到北方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了在内战时期遭破坏的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刘少奇不失时机地将关在国民党监狱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营救出狱，并将他们派往各地党组织。在北方局大力批判关门主义的形势下，各地党组织发展了大量新党员。特别是活跃在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会、学生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大批转为中共党员。这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华北的发展，作了力量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总结中共在白区斗争的历史教训，提出一整套正确的白区斗争策略方针。1936年前后，刘少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多篇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他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是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随后，刘少奇还在1937年2、3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总结中共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举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先声。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中共党内的第一人。

　　三、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斗争新局面，重建新四军军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共组织已经普遍重建和恢复，党员人数大量增加。这样，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起来，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由原来的4.4万人增至15.6万人，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夏有50个团7万余人。

　　与此同时，刘少奇抓住由于日军侵占造成敌后政权真空的时机，委派干部出任专员、县长，并力主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是刘少奇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于1937年11月16日指示聂荣臻筹备建立的。后来，八路军又陆续开辟了晋西南、晋东南、晋冀豫等党政军齐备的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军事领导一般由八路军干部兼任，而担任党、政领导的，大多是北方局系统的干部。如果八路军开进华北后没有地方干部，政府工作、群众工作没有人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广，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执行发展华中的重任。刘少奇主政华中全面工作后，审时度势，力排众议，确定以开辟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在刘少奇领导下，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并先后在皖东、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经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调八路军黄克诚部从华北挥师南下。皖南新四军陈毅部也从苏南渡江北上。到1940年6月，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不断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12个团共1.1万余人。黄桥决战的胜利，使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已被共产党控制。中共中央确定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胜利实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刘少奇于1月17、18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提议，重新“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中央同意刘少奇的提议。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党内通知，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皖、鲁、鄂、豫5省的抗日战场。全军总人数当年即由9万人发展到13.5万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劲旅。

　　四、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军委副主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次会议实际上组成了以毛泽东为第一把手、刘少奇为第二把手的新的领导格局，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

　　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刘少奇自觉地担当起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任，为此作了巨大努力。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这篇文章把认识、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已经有了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意思。

　　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刘少奇在七大上作组织及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2]。他同时说明，这一条已经成为党规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他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3]

　　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总的定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这一经典性的表述，至今还在使用，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刘少奇的报告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为干部群众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推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论述，今天仍未过时。

　　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调动10万军队先机进入东北，并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先机东北的战略争夺。9月7日，刘少奇指示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命令：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9月15日又下令：从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迅速前去东北。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5]，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撒返江北；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随后，刘少奇从各单位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东北。先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随即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指挥东北战场。11月，配备了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6日占领山海关。中共军队于11月底主动撤离锦州、沈阳。刘少奇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战术。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6]。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3日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7]。12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一个多月来指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12月底，东北我军扩编到22万人，部队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六、主持制订《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导老、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出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194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商量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8]。随后，刘少奇又同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逐条研究起草，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初稿。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史称《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是中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已经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多人口。《五四指示》的贯彻，使大多数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一新形势的出现，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同《五四指示》相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归各人所有。

　　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施行。随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极大震撼。到1948年秋，在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亿万翻身农民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拥有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土改工作仍由刘少奇分管。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2月12日又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步骤。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全会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届三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7月下旬，刘少奇又主持制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8月经政务院通过后颁布施行。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它总结建国前制定《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及其施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切合建国初实际的新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到1952年冬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历史原因，反封建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党经过领导制定和贯彻《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步一步地领导农民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终于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与此同时，筹备建立全国政权、研究制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也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刘少奇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长篇发言，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他进而委托刘少奇：“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9]

　　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之后，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9月30日上报中共中央。刘少奇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对张闻天写的提纲作了两次大修改，文字从8000字增加到1.7万字，其中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作了更为准确、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读后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10]，指示“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11]。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刘少奇又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党内报告，并在有关会议上讲话，更加明确、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为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理论准备。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要点是：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文稿中，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些论述，发源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又是对它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正紧张进行的时候，委托刘少奇提前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的。刘少奇的论述，对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报告。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刘少奇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

　　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九、20世纪60年代，在第一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重要贡献。

　　从1960年冬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在整个调整时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对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政策。为了考察农村实情，刘少奇带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在会议结束后，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湖南省农村调查研究。他先后在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通过实地考察，他发现农村中存在大量问题，看清造成农村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不是自然灾害。把困难原因归咎于天灾，是当时的一股思潮，谁要是对此提出非议，就可能被指责为“右倾”、“否定三面红旗”。刘少奇实事求是，坚持说出他的看法。在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公开谈到，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后退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必须调整农村政策，要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中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已成为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七千人大会提出一份书面报告，并作口头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形势和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措施。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刘少奇于3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会议同意陈云在会上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集工作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会上确定了几项重大举措：（1）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人。（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4）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并且很快见效。当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在农村等方面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要花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认了这一方针，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3年开始。

　　从196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5年初，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十、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有过大量论述，但主要是从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而很少从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没有展开。刘少奇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篇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概括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12]，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路线的基础。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13]他基于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建党路线的准确把握，结合他本人的丰富实践经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概括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路线，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路线的根据、内容和方法。正是在这条建党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始终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

　　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作了界定，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14]。他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15]。

　　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本规律，并对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了全面论述。他指出，共产党不是党员人数的总和，而是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16]。刘少奇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17]。他还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

　　刘少奇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错误的党内斗争，有过惨痛的教训。有鉴于此，刘少奇于1941年7月发表《论党内斗争》讲演。他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18]，而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斗争，就是一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有害的。党内斗争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19]，“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允许的”[20]。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论党内斗争》收入供干部学习的《整风文献》，起了很好的作用，被毛泽东誉为“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21]。（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注释：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

　　[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

　　[3]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7页。

　　[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2、335页。

　　[5]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2页。

　　[6]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3页。

　　[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31页。

　　[8] 1945年12月7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5页。

　　[9]　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转引自《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13页。

　　[10]　毛泽东在1948年10月26日致刘少奇信。

　　[11]　转引自周恩来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的批语，1948年10月30日。

　　[12]　《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13]　《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0页。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15]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

　　[18]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9页。

　　[19]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0页。

　　[20]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9、214页。

　　[21]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所写的编者按语，1942年10月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