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客观地摆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年时间的摸索，特别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在苏联指导帮助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的实践，党中央对于搞建设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番话道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因此，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党中央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准备，按照党开展工作的惯例和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开始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首先从刘少奇听取汇报开始。按照中央分工，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由刘少奇负责。为起草好报告，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在3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在座谈中，刘少奇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刘少奇的这一做法以及所提意见，对随后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具有直接的启示借鉴作用。

 

在同地方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指出，新产品的花样要创新，要学习借鉴别国和地区的经验。他说：“听说有一种铁壳热水瓶，上面画着梁山伯祝英台的图样，农民因其画的是一个悲剧，不吉利，所以销路颇受影响。对这件事不要去批评。它比不动脑筋好，它帮助我们取得了经验。”“苏联过去吃了亏，以前《苏联妇女》杂志不登服装设计，时装式样总是跟巴黎走，我们不搞服装设计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样很重要，想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在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也指出：“要想办法生产一些好的高级消费品，换取农民的东西。新花色的毛衣裤要多织一些。用棉纱织百褶裙可以试验。商店只供应蓝布、白布是保守的、落后的。”刘少奇还强调，要提高产品质量，关键是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为此要多搜集技术资料，有些技术资料中国现在没有，可以到苏联及其他国家去搞，也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搞，花钱买，用各种办法去搞，……现有的好东西，技术标准要定下来，比如北京烤鸭、四川榨菜很不错，就应给它们定个标准”。在同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刘少奇指出，“凡是自己没有的技术，可以向别的国家去要资料，可以派学习小组赴国外去学习，可以请外国专家、技师来指导”，“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要尽量吸收，花钱买他们的技术，向他们学”。这种勇于向外国学习的开放的思想认识，也生动地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中。

 

另外，对于工业如何布局，刘少奇专门谈到沿海工厂迁往内地的问题。他说，要“考虑上海搬厂去内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这个前途。恐怕还要建些新厂”，“还有一个分散与集中的问题，什么宜于分散，什么宜于集中，怎样才有利，这也是工业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同粮食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明确指出要以苏为鉴。他说：“目前苏联粮食来源有四个渠道：（一）义务交售；（二）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三）国营农场收入；（四）国家采购。我国情况和苏联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刘少奇还指出，“国营农场将来我们不一定有苏联那么多”。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有缴公粮的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则征购粮必须降价，农民会有意见。”所以，“改变粮食征购制度不要单纯学苏联经验，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研究。”

 

在听取邮电部负责人汇报时，刘少奇再次提到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发展邮电事业，他指出：“我国人口多而且相对集中，这是我们的特点，与苏联不同，苏联地方大，人口不密。应该找与我国有相似特点的国家去学习经验，看他们的电话、邮路是怎么搞的，而不是找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向哪些国家学习哪些经验，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和观点，贯穿着“以苏为鉴”的精神，较早地注意到中国与外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国家与生产者个人等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这些意见和观点，随后都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体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调研回到北京后，受刘少奇做法的启发，也让人安排组织听取了35个部门的汇报。其间，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促使各国共产党人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一反问，明确地表明我们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立场和态度。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也指出，要强调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

 

可见，1956年党在开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任务之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对探索的方向与原则等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互相启发促进的。基于此，有研究者指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一判断，有其历史依据，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