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总编室     文章来源：刘少奇研究院     更新时间：2011/7/5

刘少奇研究院讯★  安源大罢工，刘少奇只身谈判。工人们称他“一身是胆”，并编了一首歌谣：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任他把我为难甚，不畏汤山与刀火。插画/全兴

刘少奇的第一次“工人运动”并未成功。

1922年年底，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舞台上，还是学生的刘少奇耸着肩膀，破衣烂衫，带领几位“饥寒交迫”的“工人”高喊口号，反抗资本家的压榨。同学彭述之“衣冠楚楚”地登场，他扮演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罢工”以“镇压”而告终。

几个月后，刘少奇站在万余名安源工人队列的最前面，他的每次呐喊都能掀起山呼海啸的应和。

这次，他取得了胜利。

若干年后，刘少奇谈起舞台剧时曾说过，那成为他从事工人运动、组织无产阶级开展武装斗争的契机。

“卫黄”明志求改变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

爱读书、文质彬彬、沉默寡言，是少年刘少奇留给同学的印象。他常去村民家借书来读。一个冬天，他在火盆边看书入了迷，棉鞋被炭火烧着，隔壁的人都闻到了烧焦的气味，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知。因排行第九，大家送给他一个“刘九书柜”的称号。

但是，一到反对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声援救国的大会上，“刘九书柜”像换了一个人，“长篇大论，慷慨陈词，非常感人。”一贯沉静的他，刺破手指写下“誓血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摇着旗、喊着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还与同学一道将商店的日本产品封存。

他的蜕变源自玉谭学校的教育。在这所校风民主、开放的新式学校里，刘少奇开始阅读《大公报》、《申报》，开始关心国事，并希望能改变国家之现状。

改名是求变的第一步。他将“渭璜”的名字改为“卫黄”，志在“振兴中华，捍卫炎黄子孙”。

“卫黄”之路并不顺畅。

长沙的湖南陆军讲武堂，是他的第一站。护法运动的战火烧到了讲武堂所在的督军府，一场火光冲天后，校舍只剩断壁残垣，投笔从戎的抱负被搁浅。

1919年，为取得中学毕业文凭，他到长沙育才中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匆匆跳上开赴北京的列车，参加学潮。后因家境贫困，最终放弃报考北京的大学。当年，他改名为“少奇”,寓意“少有奇志”。

1919年9月，刘少奇考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梦想着远赴那个世界劳农革命的策源地。因毕业后筹措不到赴法费用，一年的准备化为泡影。

直到他读到《大公报》上的一则消息“俄罗斯研究会”正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命运开始出现转机。

这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此时的刘少奇，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不晓得朝哪里跑”。但他有对未来的畅想：没有剥削与压迫，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人。十月革命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下惊醒了他，让他有了方向。

七千公里云和月

刘少奇决定赴俄留学。

1920年冬天，经湖南革命者贺民范介绍，刘少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赴上海，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就读。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临时性质的，条件很艰苦。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没有课桌，凳子也是东拼西凑来的。住宿是睡地铺，吃饭是包伙，四个人合伙包五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费来做五个人的杂费。

对刘少奇而言，生活艰辛尚能忍受，最大的难题是学习俄语。萧劲光曾回忆说：少奇同志从不闲聊，也不随便上街，我们虽不住在一起，但是看见他的时候，他多是在学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

1921年5月，一声汽笛响过后，一艘轮船缓缓离开上海港，向遥远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去。迎接刘少奇等人的是一次不平凡的旅行。

邮轮刚到海参崴，这批年轻人便被领事馆截下。他们误以为刘少奇等人是孙中山派往苏俄去的，便借故把他们抓了起来。

当时南方人到东北边境做工匠生意的人比较多，刘少奇坚称自己是“做裁缝的”，因家乡严重受灾，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他长得高瘦文静，一副“裁缝师傅”的模样，一口湖南话又难以听懂，领事馆问来问去，没问出什么结果，只能把他们全放了。

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刘少奇与众人乘坐一辆装载货物的闷罐车前往莫斯科。火车在旅途中很难得到像样的供给。因为没有煤烧，火车头要靠木柴生火做动力，铁路路轨也一段好一段坏。他们坐的火车开开停停，走一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过一会儿木柴烧完了，便要旅客到山上去运木柴，有时还会遇到土匪袭击。

在萧劲光看来，即便一路上境况惨淡，刘少奇遇事也非常冷静沉着，“我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

停停走走，火车终于在1921年7月抵达莫斯科，距离出发时已过去了3个月，陆路加海路，长达7000公里。

此时，刘少奇虽然还没有正式接触到共产主义、但在这段旅程中，他感受到了苏联革命后的力量，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印象，“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却因此更加坚定了。”

“取经”途中入党

刘少奇等人刚抵达莫斯科，便赶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和同学被邀请出席旁听。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虽然主席台距刘少奇的位子距离有些远，而且他的俄文水平也难以听懂列宁的报告，但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同伴们兴奋至极，站到椅子和桌子上，尽情的鼓掌欢呼，“能与列宁一起商讨革命大事，是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随后，刘少奇等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当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资料非常匮乏。苏维埃政府按人头配给生活必需品，只对红军、儿童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学生们每人每天能分到一块2两多的黑面包，中午食堂只供应一碗加几片土豆和萝卜的清汤。

即使如此，享受红军待遇的东方大学学员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萧劲光回忆说：“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

因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有人退缩怀疑，情绪低落，而刘少奇则认定，这是磨练，他要继续坚持：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做工或军事操练。

开学后不久，刘少奇获悉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让刘少奇很兴奋，他几次向校方派到中国班的一位政治教导员请教入党的手续，并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

入党的想法，刘少奇由来已久。赴俄前，刘少奇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奉为圣经，每天都读。他对封面的大胡子马克思像，记忆犹新。经过深思熟虑，他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最后决定加入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1921年冬，刘少奇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支部委员。

一身是胆领导罢工

1922年夏初，刘少奇被通知提前回国工作。

他曾坦言，“在苏联时间不长,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1922年9月初，刘少奇接到了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通知，要他赶赴正在酝酿罢工的安源。

领导罢工，这与刘少奇的初衷不谋而合。花明楼的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他在1922年初填写的团员调查表，在“愿意从事工作”一栏里，他注明“愿意参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

此时的安源，处处涌动着工人激动愤怒的情绪，一触即发。

安源俱乐部负责人李立三，已被当局盯上。面孔陌生的刘少奇，成为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9月14日，安源路矿1.3万名工人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发起大罢工。

罢工第三天，刘少奇拿着条件书走向戒严司令部。万余名工人围上来。他们担心刘少奇的安全，劝告他不要去。不到24岁的刘少奇摆摆手，只身进入大楼。

戒严司令恐吓说，如果坚持罢工，就将他先行正法。刘少奇严词驳斥说：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决问题。

此时，楼外数千工人大喝：“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片瓦不留！”最终，刘少奇全身而退，罢工取得全面胜利。

事后，工人们都说刘少奇“一身是胆”，他们编了一首《劳工记》的歌谣传唱：“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任他把我为难甚，不畏汤山与刀火”。

记者 朱柳笛 赵月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