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是否过早？
中国革命快要胜利了，可能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蒋介石还没有打倒，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建设问题慢一点提为好。但是许多经济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东北已完全打倒了国民党，华北也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再有二三个月或三四个月，华北可以完全打倒国民党，只要解放军过了长江，不论京沪是否解放，就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因此提出这个问题完全必要。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需要讨论如何来建国？建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先在党内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发表，以免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
问题的复杂性是，一方面敌人还没有完全打倒，另一方面又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在华北，我们党是军事与经济两大任务同时进行。现在提经济建设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问题的提出不迟，也不算过早，党中央及时地在党的干部面前提出这个问题。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提出经济建设问题，当时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后来十四国干涉[16]，不提了，到一九二一年已基本上无战争才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又有战争又要提出这个问题，矛盾在于既要一切服从军需，又要开始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
二、新中国经济的性质
中国革命现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我们计算一下，这个任务完成了没有？如何才能彻底完成？完成的标志，是打倒国民党，完成土改，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根本打倒国民党还要一年左右；肃清封建主义，要五年到十年；没收官僚资本，也要二三年才能做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也要几年才能做好。完成了这些任务，才是彻底胜利。因此，目前革命的打击方向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斗争目标。只有一种投机资本，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反对，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完全合法的。政治上我们成立联合政府，还要吸收资产阶级参加。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他们或是参加，或是中立。对土地革命、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没收官僚资本，有一批资本家还是赞成的。
在民主革命中，我们与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他们主张改良的办法，我们主张革命的办法。他们想尽可能保存一些旧势力，特别是他们中的右派，与旧势力妥协，脱离革命，害怕革命，不参加或退出或反对新政协；我们则认为，旧势力消灭得愈彻底愈有利于我们。现在我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革命，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看，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是否允许它发展？允许。在一定范围以内允许它发展，这种有限制的发展，用不着我们害怕。但不能不加以限制，不限制便可怕。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对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它一定要超出，我们一定不准超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斗争的口号。何谓有益于国计民生？将来我们要在法律上规定许多界限。我们的方针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限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要建设资本主义。我们与资产阶级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新中国的性质。
如果我们对这点不觉悟，在方针上犯了错误，是危险的。
我们说资产阶级不可怕，是反对“左”倾的，如果忽视它，则会发生右倾。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前，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方面，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我们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两个策略》中都说到，无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时，一刻钟也不要忘记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在取得政权以后要不要提社会主义？
一定要提。
现在我们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一般说来，他们没有当过政，因此也无须乎推翻。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与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要不要资产阶级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还要。因为我们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
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东欧各国过渡了三年。因为资产阶级有暴动阴谋，否则可能不止三年。中国如果没有突然的武装干涉，没有资产阶级的暴动，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
如有国际干涉，如有武装暴动，我们就要立即过渡，革命的性质就要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过渡为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时间从容，我们的手脚来得及。列宁说，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俄国搞十月革命，因为当时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我们则不同，我们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用不着去推翻它，只要资产阶级也不推翻我们，便可以搭伙十年到十五年。
因此，我们不要搞急了，特别是今天国民党还没有从根本上打倒的时候。
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列宁搞新经济政策[17]就是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并不想过早消灭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不答应，不得不消灭，消灭以后又把它请回来，经济发展以后才又消灭掉。将来全世界都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这要在可能与必要条件下才消灭。
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从经济条件来说，中国同一九二一年的俄国相比较有所不同，俄国工业所占的比例要比中国高一些（中国是东北高，在那里，国家工业占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但一九二一年后俄国破坏严重，我们可能破坏得少一些（农业破坏得严重）。我们的国有经济虽少，但在东北、华北已处于领导地位，因为我们掌握了经济命脉。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而且中小资本家占绝大多数。外国在华的大工业，在法律上我们禁止它领导。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问题在于什么人领导国家，如果无产阶级领导了国家，则无产阶级就能领导国家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低，被资产阶级欺骗，为资本主义侵入，在共产党内产生资本主义成分，就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例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在我们党内也有产生这种错误的可能性。一九二一年，列宁说过，俄国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但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与他们一九一八年资产阶级尚未暴动时及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有许多条件相类似，他们的经验是可以参照的。
从政治条件来说，中国与俄国相比较也有所不同。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从城市到乡村，俄国共产党历来与无产阶级联系密切，从未脱离过。中国共产党由农村到城市，过去长期与无产阶级是隔离的，直到现在中国的血统无产阶级（阶级本队），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阶级觉悟不高。我们必须在城市把他们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好，不依靠他们，革命就必定失败。当然，还要有农民的支持，这个条件我们有。必须把城市的职工运动提到有决定意义的地位，我们也有这样做的条件，因为我们党与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相通。同时我们没有小资产阶级党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这是我们很大的便利。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好，以后就可能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工人群众中活动。为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没有对工人的依靠，不巩固地联合农民，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空想。
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在我们的政权中有合法的地位，但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是不合法的。尽管在我们共产党员中，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很多的。
从国际条件来说，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便利，这是带决定性的条件，这样的好条件，苏联十月革命时都没有。今天帝国主义是分裂的，虚弱的，经济危机严重。由此可以推想，中国的革命可能没有国际的直接武装干涉，但这个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他们可能不敢，因为我们强。十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弱，孤零零的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成了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国际无产阶级起来了，我们可能取得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
全世界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至于经济建设，苏联的帮助有决定的作用。
列宁说，什么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政策，而且是最后的斗争，愈到后来，斗争愈剧烈。资产阶级愈到绝望时，便愈反抗，愈无情，我们必须警惕。最好是不流血的斗争，逐渐地削弱，使国家经济取得优势，使资产阶级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如果它要反抗，我们就要消灭它。不要幻想会没有阶级斗争，不能麻痹自己。现在斗争条件对我们有利，我们具备一切条件取得胜利，包括我们有军队，我们在政权、经济与文化机关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再加上国际条件，农民的力量等。当然，资产阶级也有国际条件，也想取得农民的帮助，农民的传统习惯力量容易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我们有许多困难，但具备优势条件。问题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要看清斗争的本质，防止在党内生长起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要防止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犯“左”倾错误。因此，只要他们不起来暴动，我们要尽量促使他们不起来暴动。我们一方面允许他们在一定限度内赚一些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准备拿出一部分胜利品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使他们没有叛变的可能性。
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来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十年、十五年以后，大势所趋，那时资产阶级愿意追随大势的，给予优待。按马克思的说法，一个阶级的消灭，要这样和平的消灭，一般不大可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但对投机事业与垄断事业，也要采取行政的手段。
在经济办法中，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办法，就是通过竞争使一方垮台；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是诚恳地帮助他们，一直帮助到底。而对资产阶级的竞争，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大的努力，不学会经营无论如何不行。
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在适当条件下的监督，就是要减少资本家在国家经济中的破坏性，增加其建设性，没有这种监督，资产阶级不会为人民民主国家服务。所谓适当条件，就是使资本家也愿意接受国家监督，如国家与资本家订合同，他们就愿意接受，不愿意而强制则等于没收。
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叫适当？如果对资本家的监督不适当，就可能犯“左”倾错误，或使我们吃亏，所以要研究把握好适当条件，要实行两利政策。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把资本家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类，对前者接受我们监督的与之合作，对后者主张处罚。在我们中国，对后者要慎重，处罚可以慢一些。
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办法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我们的条件比苏联好。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就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计划，因为资产阶级怠工与暴动而没有搞成功；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又提出这一主张，接受者不多，后来因布尔什维克学习得很好，因此便没有大范围实行的必要了。
中国的情形与此不同。我们的革命至今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了他们，今后还要联合。我们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还不明显，不激烈，感情还没有破裂。资产阶级原来基本上没有取得政权，革命后才有部分政权，基本上也没有有力的政党，又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与之同盟，在蒋介石被打倒后，中国资产阶级是孤零零的。因此，只要我们的条件适当，中国资产阶级可能接受我们的监督。只要我们的环境安定了，又保证他们开工厂、做生意的一定的利润，他们一般是可以接受我们监督的。有些资本家在我们监督下才敢于发财。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因此对资本家一般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
对于还没有开发的矿山，也可这样办，但由于条件难以适当，我们一下子不要搞很多，可以搞几个试试看。这样可使国家经济与私人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免除竞争，并与之联合来反对投机。监督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要考虑在国家商业银行力所不及时，对私人商业银行是不是也用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来解决。例如对银号作用的发挥，保证他们放款有利，同时要按我们的命令去做，不准投机。如何替投机资本想一个正当的出路，例如找私商替我们收买物资，利用私人商业资本替我们周转，并在我们的监督之下。
外国人在中国开的矿山、工厂等，是否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如果没有毛病，或没有大毛病，是可以采用的，可以颁布法律使其接受我们的监督，甚至还可能让他们新办一些企业。银行、商店及进出口贸易恐怕是不许他们搞的。
四、合作社问题。
合作社的重要性，列宁、斯大林都说过。我们过去没有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对合作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以及在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要这样提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
有的同志问：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哪一个重要？这样提问题在思想方法上不妥当，是机械地看问题。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不是半斤八两的问题，而是二者必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还要有合作社，才有社会主义前途。
有的同志问：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
也不要这样提问题。这里有一个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的关系问题需要弄清楚。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合作社创造价值，供销合作社不创造价值，说生产是基础，商业不能脱离生产，而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这一点很对。说商业领导农业也不好。但是在历史上，小商品生产者是受商人的支配与控制的。因为小生产者依赖市场，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得掉，价高，就发展，反过来就会破产，商人正是利用小生产者的这种弱点，来剥削与控制他们。因此，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末，今后要不要同过去一样去组织生产合作社呢？毫无疑问，应当这样做。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生产力。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商业不重要的结论。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我们现在是半自然经济占重要地位，有一半的生产品要到市场上去卖。就是说这些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时才能实现。今后商品生产愈多，商业便愈重要。从来资产阶级是依靠商业积累资本的。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重农轻商”[18]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观点了。我们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特别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工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做生意，而且要根据我们的方法来做生意。列宁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提到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的若干恢复，便提出要学会做生意。
问题不在于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而在于今天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
列宁与斯大林都说过，合作社首先是销售小生产者的货物，然后是提高到生产合作社[19]。这里所指的是手工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我们也应当是这样。至于变工队这一类生产合作社，我们在历史上是首先组织的。
现在变工队的主要毛病是强迫命令。要保证在自愿与两利的条件下，实行变工互助。允许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不允许退出是不对的。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要小，一切大的变工队都垮台了。在今天，高级合作社容易垮，低级合作社反而容易实行互利原则。所以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因为怕变工队垮了，而提出“巩固变工队”的口号。这个口号不适宜。如果勉强巩固，必然导致强迫命令。变工队可以按季节性的劳动，如收麦、锄草来组织。要防止有些干部用形式主义的统计表报来邀功。今天我们对农业合作社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只有在有了农业机器时，生产合作社才可能发展和巩固。目前在变工队问题上有“左”的倾向，过高的要求，以致有些群众组织起来了，也不敢向干部报告，怕我们干部去巩固扩大，“助之长者，揠苗者也”[20]。
手工业合作社也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五六十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可能维持下去，特别是没有机器的合作社，如果一定要办这样的合作社，则除非有热情的社会主义者领导，如欧文[21]办过这样的合作社，但他死了便垮了。只有有机器，又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才有可能。现在如有欧文一类的社会主义者，可以搞，而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好干部去搞那样的大合作社。当然，有些小工业合作社也可以搞，但要有国家的帮助，要靠国营商业的帮助。
供销合作社就不同了，它的规模要大，小了要垮台，大了反而不会垮台。过去有些供销合作社垮台，就因为太小了。因此供销合作社的办法与生产合作社完全不同。这种供销合作社大办起来对生产合作社不仅无碍，而且有益。
说供销合作社要在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这样说也不妥，因为供销合作社的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要求与需要。
供销合作社如何办法？要依靠价格政策，供给劳动者的货物，价钱要公道。以这点为基础，这一点搞不好，供销合作社便办不好。商人贵卖贱买，供销合作社与商人相反，使社员避免中间剥削是它的基本任务。供销合作社是防御性的，但也有积极作用。它依靠定货，依靠大规模组织，依靠国家优待，依靠组织运输，依靠信用，能够办得好。有的同志说，合作社不做非社员的生意不好。我主张坚决不做非社员生意，否则供销合作社就要有两种价格，造成经营上的困难。今天，一般地说，我们的物资缺乏，工业品缺乏，有了这种合作社，劳动群众所需要的基本物资就有保证了。愈是通货膨胀，合作社愈为广大人民所需要。所谓普遍推行供销合作社，就是普遍对人民实行配给制，使群众的民主也表现在合作社上。
供销合作社不分红[9]，特别是不用分红去号召群众组织或加入合作社。至于用资金分红，则更错误。合作社可以用信用的方法吸收存款。合作社的经营，反对太高的利润，有时利润高了，分一点红也可以（返还金[22]）。
合作社社员有义务，不把货物抛上黑市，购买限制证不许借给人家，并如实申报家庭人口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价格的便宜。这样，市价尽管有波动，而工人、农民、职员的生活也不致发生波动，这就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所以，我们的配给制要办好，要用国家的力量保证合作社的货物数量及质量。
组织合作社的步骤，应当是由上而下的建立[8]。要建立总社。还要考虑是否建立多种专业的合作社。将来合作社要有全国的组织，有些合作社有地域性，就不要建立全国总社。要为合作社调集干部并加以训练。要办好合作社，仅仅用中国现有的经验还不够，必须研究世界的经验。
原有的合作社可以改造的要加以改造，不能改造的就撇开它。建立合作社，上层不困难，问题在村合作社如何办，要有典型，领导干部要亲自去调查与总结。县一级合作社要派训练好的人到村子里去办。发展合作社要搞一个运动，但要等运动自然起来，不要在报纸上预先形成一个运动。
生产合作社也要设一个管理处，它和供销合作社有联系，但要分开组织。生产合作社的高度发展就是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有些生产合作社雇请工人干活，便成了合作社资本家。生产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不许脱离生产，但也可以雇两个管理人员。手工业合作社不要勉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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