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们的品质教育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的。大家可能知道，我父亲跟宋庆龄主席，不但是工作关系，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叫宋妈妈。每到元旦的时候，她给我们每一个孩子送一个笔记本。这样，父亲要求我们每天记日记。我记得我小学的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父亲亲笔给我写了一个格言：“正人先正己，己不正则不正人。”因为当时我们还小，父亲比较浓重的湖南味的普通话我们听不太懂。妈妈就给我们翻译，一句话一句话地解释意思，尤其嘱咐我们，说爸爸是国家主席，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女的身份自居，不能搞特殊化，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先想自己做得对不对。这个教育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的，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样的教育。所以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当中，我都是先考虑自己做得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再考虑别的同志的意见是否正确，进行商量。
我父亲多次跟我们讲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在我们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几乎每年提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1962年，我初中毕业。这一年，父亲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尤其是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系统化了，所以特意在我们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秘书、警卫员、阿姨都参加了，征求了每一个孩子的意见，包括我本人的意见。我父母作出决定，要我上北京市农业技术学校，是四年制的专门学习农业技术的专科学校，初中毕业考上去的。
要我考这样的学校，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上初中的三年，正好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是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住校，一个星期回去一趟，父亲管得很严。那个时候学校的粮食定量在不断降低，我那时13至16岁，正是最能吃的时候。三年下来，确实饿得很厉害。我父亲管得很严，从中南海出来到学校，一把炒黄豆都不准带，跟同学们完全一样。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切实感受到什么是饥饿。虽然那时我年纪不大，才16岁，但是我很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要想解决吃饭问题，农业技术要很大的提高。这是上农业中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父亲谈到两种教育制度。当年他想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在保定的预备班，亲自经历一年多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生活。他认为，半工半读，既能学到理论知识，又能学到实践知识，同时创造一定的效益，解决自己的学费问题。他认为这样的教育制度，非常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得不到教育的人太多了，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怎么办？就只能用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所以说，父亲对教育方面的思考实际上从很早就形成了。到了我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正好碰上我要上高中，在父亲的倡导下，开了家庭会议，我也同意，同时我也比较喜欢植物学，这样我上了这个农业技术学校。
我记得很清楚，是66届。我们这一届招收的名额是320名，报到的时候，只剩下250人，等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80名，也就是说，在这四年当中，很多同学经受不起苦中途转学了。在毕业的将近80人中，高干子女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的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只有我们两个高干子弟，从头至尾坚持下来，上完四年学，然后分配到农村去。
我记得，在我7岁那年，我父亲带我到中南海去游泳，小孩子当然喜欢水，但是我不敢到深水去。我父亲有一次特意把我叫到深水扶梯的旁边，叫我下来，我说我不敢，水太深了。他给我做了一个动作说，爸爸现在手脚不动，只要肺憋着一口气，人就会漂着。他亲自做了这个动作，给我讲解之后，要我下水，跟着他学。我当时因为年龄比较小，不懂水性，有一种恐惧感，哆哆嗦嗦地下了水，死拉着扶梯不肯放手。他又做了一遍动作，说爸爸在旁边，没有关系。我就照着我父亲示范的动作，试了一下，憋着一口气，发现确实沉不下去。然后，我再划几下，又到了池子边，他说你多游几步看看。我往池子中间游了几步，又回到扶梯边。然后他又开始教我如何换气。从那年开始，我就学会了游泳。父亲对我说，水并不可怕，问题是你要懂得水性。父亲的这几句话被我写到日记里，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觉得他讲这些话的意思，是通过游泳要懂得水性，来教育子女，来说明一个大道理。
父亲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工作更忙更累了。大概是1959年，他得了比较严重的肩周炎，俗话说“五十肩”，严重的时候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走路的时候，他因为手臂太疼，不能摆动。散步时个子比较矮的弟弟妹妹，他就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好像是架着走。我因为个子比较高，他就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陪父亲散10分钟的步。每天晚上，父亲要进行各式各样的锻炼和治疗，当时理疗比较多一点，包括针灸、烤电、蜡敷，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锻炼。大夫要求我父亲进行各式各样的锻炼。我记得专门做了一个架子，就像运动员的吊环一样，是活动的，他用一只手拉另一只手过头顶。开始的时候，拉不过头顶，疼得受不了，一次锻炼下来，浑身冒汗。还有就是把一个比较重的过去老式的铁熨斗，拿毛巾包着当哑铃使，来回的摆动。每次锻炼完之后，手就沿着墙壁很艰难地一点点挪动，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一直到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在墙上画一条线，看每天的进步程度。为了使父亲能把手臂抬起来，把每个孩子的身高在墙壁上画出来，看看父亲什么时候能够超过孩子的身高。我记得，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锻炼，比较好了。
有一次父亲会见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位元首比较热情，见面的时候，握手非常用力，他的随从也比较多，我父亲回来之后，胳膊又抬不起来了，又得重新锻炼。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和治疗，父亲终于把肩周炎治疗好了。现在我也50多岁了，也有了肩周炎，也治疗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没有我父亲的毅力强，治疗的时间比我父亲长，还没有好。我父亲当时写字都写不了，那么繁忙的工作还有很频繁的外事活动，可工作一点也不耽误。
1963年，父亲受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到东南亚四国进行访问。一次我父亲出国，北京的飞机一起飞，周总理就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叫到西花厅，请我们喝茶吃点心，打乒乓球。我记得我跟总理打过几次乒乓球，虽然他的胳膊受过伤，不能进行大的活动，但是总理的手腕力量比较大，如果球的位置正好合适的话，他的爆发力特别强。我在中学的时候，自认为乒乓球打得还可以，但是跟总理还是比不过，因为总理的球路变化很多。等我父母的飞机到对方的国家，安全降落以后，总理就把我们叫到面前，说，你们的父母已经安全到了，没有问题了。
父亲到印尼访问的时候，正是夏天。很多同志对东南亚的水土不服，有的警卫员和秘书病倒了。工作人员可以换，我父母和陈毅副总理不能换。有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请我父亲参观一个很著名的寺庙，有一个佛塔，当时他跟我父亲介绍说，还从来没有哪位外国领导人爬到过顶层。当时我父亲正发烧，为了中国和印尼的友谊，为了出访成功，我父亲一直坚持爬到塔顶。
三年困难时期，首长们有一些营养补助，主要是植物油、鸡蛋、牛奶、肉，总数也不多，由食堂去领。等到三年困难时期过了之后，补助还没有停下来，让我父亲无意中发现了，他就特意让我母亲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父亲作了一个决定，从工资里扣还给国家，跟我们子女商量，大家都节俭一点。我母亲说，每年我们到北戴河去，你们跟着去，我们至少要攒半年的工资，才够你们几个孩子在北戴河一个暑假的花销。那个时候，就提出要还给公家这些钱，都必须从每个孩子开始，进行节俭。我记得，当时我有四套衣服，一套是比较新的，那是节假日比如说国庆节或者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才能穿。还有一套半新不旧，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穿的。另外两套是补丁打补丁，替换着穿。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姐姐的衣服我穿过，妹妹也穿过我的衣服。
我记得，一直还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把钱还清了。当时我们子女都拥护父亲的决定。这实际上体现了父亲共产党员的品质，凡是能够自己负担的，就不用公家来照顾。像我母亲，平常没有专用的车辆，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带我们去颐和园、王府井逛街什么的，我们都是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偶尔坐一回汽车，要另交汽油费。
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比较严肃、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对人民、对工作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在我们的记忆中，感觉到父亲什么时候都是在工作，包括吃饭。吃饭的时候，如果他在思考问题，我们孩子都不敢说笑，不敢打搅他的思路。
我觉得父亲严于律己，一心一意在工作上，但感情很深厚。他对待身边工作同志很关心。三年困难时期，在下乡做考察的那段时间，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情的沉重。
| 
您现在的位置： 缅怀少奇 >
怀念文章
1997-2015 by www.liushaoqi.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