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我参加革命前，一位地下党员借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读了以后，对作者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以后，我作为一个满怀革命热情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人，同少奇同志一起生活，在内心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直接听他讲讲过去的革命经历。我渴望了解他。但是，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连讲述别的同志过去的功绩涉及到他时，还是很少讲自己。对于我的多次要求，他的回答是：“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因此，要完整地描绘出他，我力不胜任。但是我要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不被承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依然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白区工作的贡献
偶尔，少奇为讲明道理也说出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一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少奇回忆起在安源的工作：“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8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那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6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那里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喽，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
简短数言，亲切实在，从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组织中、群众中，这就是少奇。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5日，人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次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党中央一些领导人，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疏散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中武汉纠察队成员是最中坚的骨干。聂荣臻元帅曾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订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避。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
自1927年，我党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长达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作顽强斗争。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工作，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的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人（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却招致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超乎常人的坚毅意志、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
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人虎穴。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很少。“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挺身赴险的。他一面隐避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亦属不易，况求发展之难。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的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十倍！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随后，在华中，经过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出现了一片蓬勃生机。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是发展巩固人民力量的前线总指挥。
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
在建国前后的正确主张
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作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贡献。中共七大，毛、刘被全党公认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被拥戴为领袖。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作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党中央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月中，党中央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的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少奇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鲁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党中央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我军这次百万大调动，部署下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由少奇参与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一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少奇二十出头就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之后，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他同资本家斗争了大半辈子，对工人有深挚的感情。因此，在感情上，他从未，也不可能赞成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都始终认为执政党的一大任务就是减少或弱化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主人们更长远、更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合作，必须联手对付大自然的灾害和外国列强。他始终极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极力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祟尚劳动。同时，把资本家归为人民。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认为资产阶级已开始消亡，引导阶级矛盾于非对抗性。少奇力图靠发展生产力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就是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发展生产力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1967年初，源源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头吃饭，并没有看一眼孩子们，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针对怕吃苦、怕吃亏，好占人家小便宜，我讲过几次，是为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噢！我明白了。”平平高叫了一声，“这是偷换了概念。”亭亭一直在旁傻呆呆发愣，好像没听懂，此时竟笑起来。我看看天真的孩子们，又看少奇。他又继续吃饭，仍旧那么平静、坦然。
少奇所说的“大便宜”是大众的幸福，是人民的信任。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渡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位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作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口号上。他最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共同地推敲，确定下来，并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进周恩来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党、全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仅半年之后，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与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十年中，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陷人狂热的混乱之中。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的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身处漩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白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
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自若，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迫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为国殉职。他光明磊落，至死面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战斗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只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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