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哥哥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二年级，我从专科技术学校学了3年毕业了。毕业后我正在动摇，就是说是继续上学，再一个是回国参加工作。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你去工作。我上的那个学校，在苏联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叫通讯技术学校，以苏联一个老的比较有名的专家命名的学校。我在毕业前夕，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那时候是1949年7月，国内就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申请。学校就很奇怪，怎么在学校里，还有一个中国人在学习？我们学校领导当时都不知道，后来就把我叫过去，问我在这学习的情况，怎么考进这个学校的。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完了我就说要回国，请你们不要分配我工作。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还没有建立。我已经见到了王稼祥大使，已经在准备了，他比我父亲去得早，还有朱仲丽。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负责中国同学联络工作的陈祖涛到宿舍来找我，叫我赶紧跟他走。陈是开了车来的，是莫斯科胜利牌。我说，为什么要跟你走，我这还有事呢。他就悄悄地跟我说：你父亲来了！我说：不会吧？10年了，我都没有见过，突然说我父亲来了，觉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你不要多问了，我们去接允斌去。我问他在哪？他说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工地上。那时候莫斯科大学建新校址，他在工地上劳动。我只好跟他走，接了允斌。允斌也是觉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问陈祖涛，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你就别问了。挺神秘的。
那时候党中央已经进城了。因为我们是从解放区去的，也不知道北平的情况，脑子里的概念还是解放区，所以觉得非常的神秘。过了一会儿，车开到父亲住的地方。这时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父亲不在，可能忙工作去了。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儿等。大概是五六点吃饭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一见父亲，觉得他没怎么变，只是头发白了一点。因为我们去苏联的时候都是小孩子，现在我们都长成了大人，一见父亲变化不是很大，瘦还是那么瘦，但精神还是挺好的。父亲忙的时候工作特别多，就是一到晚上精神就不如白天。一见父亲还挺精神，个子也挺高的，觉得父亲真好。十多年没见了，父女感情挺亲切的，我马上扑到父亲的怀里。允斌是一个男孩子，不那么粘糊，我一个女孩，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想念他。10年没见，而这10年，我们在那学习挺苦的，也有一点委屈，所以父亲来了，心里很高兴，想念的心情就特别深。
我和父亲住了一段时间。他白天一般都没有时间跟我们在一块儿，晚上也挺忙。我那时也放假了，准备回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他出去工作，有时候带允斌出去，一般不带我出去，像会见、谈判。我哥哥已经在苏联入党了，显得比我成熟多了，所以父亲有时候外出，在需要的时候就带我哥哥去。我对他的工作，还是后来了解了一些情况。当时我们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带着一些任务跟斯大林谈判，要他承认我们国家，请一些专家来帮助我们建设。我父亲在那参观了很多地方。参观农村的时候带我去了，但我不懂他的工作。
父亲在农村参观，直接上田里去摸土看苗，7月份苗长得有那么高，他蹲下去看苗、看土。他跟我讲，苏联的农业专家种田的方法产量高，我们要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种的田。后来他看了看地垄，又跟我说，麦子长得虽然好，但是没有我们国内的农民种得细。我问怎么没那么细？他说你看苏联地里的土都是一块一块的，我们国内的农民种地土都是很碎，一垄一垄的。苏联都是用机器弄的，比较粗，又不直，我们国内农民种地要比苏联人种地细得多。我们国家的农民起早贪黑，种地很辛苦。
还有一次我们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到叶卡婕林娜二世的宫殿里去参观。那里有很多历史文物，比如说叶卡婕林娜的一些奢侈的服装、首饰，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宝石制品等等。父亲看了之后，就说确实是很豪华，我们国家有一些民族的工艺品质量也是很好，做得很细。我当时觉得父亲不但会欣赏，而且很了解制作工艺。我后来觉得父亲跟我讲这些事情，真的很幸运，能够听到他对这些东西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很内行。
8月18日航空节的时候，父亲在苏联的工作差不多了。航空节我陪父亲去了。当然不在一个观礼台上，他和斯大林在一起，但是也看得见，挺近的。我们不在一个观礼台上，不能说什么。父亲是想在航空节看一看，关心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不论是民间的航空还是军事上的航空。
我想谈一下我们那一批在苏联留学十几年的学生。在我们前面，像瞿秋白的女儿1936年就去了，蔡和森的子女，大概也是1937年就去了。还有在那出生的，像任弼时的小孩，已经在那生活十几年了，中国话都不会说。我们后来去的，也有些中国话忘了。这一批人是长期脱离祖国，对祖国的印象已经淡薄。我们晚去的有些同学，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还比较多一点，但像国内轰轰烈烈的抗战这些事情也都没有经历过，所以非常迫切地要了解祖国的情况。
父亲在给我们讲国内情况的时候，学生们都很注意听。我们去了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学。他主要介绍了国内的抗战、解放战争，还说我们要马上成立新中国，革命胜利了，现在我们要搞国家的建设，你们在这里学习，学成后回国去搞建设。回去之后，你们的工作一定会有很好的条件，国内很缺少你们这样的人才，原来送你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回去之后搞建设，祖国期待着你们回去能很好的工作。他还具体问了那个人学什么，这个人学什么，回去在什么部门。比如陈祖涛是在莫斯科机械工业学院学汽车的，后来回来搞了一汽二汽。还有蔡博，是钢铁学院的，还有赵世炎的儿子，学的也是钢铁工业。我们那些同学，偏重于重工业比较多。我学的是经济，当时是唯一的一个，我是在经济系。还有我哥哥是莫斯科工业大学的化学系，当然也有黄建中是学体育的。他说这些工作在国内都是需要的。
父亲问了每一个同学的政治面貌，谁入党谁入团了，谁在学校里搞了学生工作，搞了社会工作，他都挺关心的。我们在苏联，都是跟苏联人一起上学，住在宿舍里，自己做饭吃。父亲说，你们的集体生活很好，锻炼了自己，但是你们脱离祖国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祖国情况、风俗习惯已经不太熟悉了，你们回去之后，在生活、语言上都有困难，特别是在语言上。所以你们回去之后，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回去之后一定要继续学习。
对我个人来说，思想上是准备回国的，但也有一些实际问题。我当时向父亲提出，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因为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怀孕了。他的意思是不要留下来了，回去把生活好好安排一下，还可以继续上学。最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我爱人问题，因为他是西班牙人，中国话不会，阻力恐怕从这里来。我父亲的意思是，还是我自己回去，不能带他回去。父亲说，你自己回去还有很多困难，他去之后，困难就更多了，不能工作，语言也不通，派翻译不够格。所以父亲就劝我。我虽然心里难受，但是还是觉得绝对应该回来，不管是从我个人来说，还是祖国的要求来说，我不能脱离我的祖国，就等于我不能脱离我的母亲。我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在个人问题上没有处理得很妥善，给自己带来了一些麻烦。
我想得很简单，觉得一块回去，既有家庭又有工作，没有想更多。西班牙当时也是闹革命。我们结婚的时候说，谁那儿先解放，就去那里，想得很简单，因为年轻。当时父亲说，可以经常来往，他来或者是你去，当时是这样安排的。可是，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愿望，因为我父亲觉得，来一趟走一趟不容易，当时国内的经济情况等等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父亲说，感情慢慢的淡了，顺其自然。
我回来之后，一边在师大女附中教俄语，一边学中文，进步还是比较快的，我也是比较努力。语言环境比较好，都说中国话，只是在文字上吃点力。后来我上人民大学，听和记在头一年比较困难一些，以后慢慢的好一些了。人民大学上了三年，到后期成绩也上去了。
我出生在1927年，父亲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我出生以后，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叛变，父亲和母亲离开武汉，这样就把我送给了老工人家抚养。他们革命，不能带着孩子到处转移，所以只能是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家。我是老二，我哥哥刘允斌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送回了老家。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上海，虽然母亲尽量争取把他抚养到3岁，后来也被迫到处流浪。父亲和母亲那时候参加革命很艰苦，家庭在他们脑子里，是绝对的服从于革命的需要。所以，他们把三个孩子都是托付给别人抚养，像我弟弟，没有办法只好在上海流浪。
后来老工人因为失业，无法抚养，就把我给卖了，卖给一个拉三轮车的人做童养媳。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受了一些苦，一直到1938年。父亲到了延安之后，才把我接出来，同时把我哥哥也接出来，到延安读书去了。那时候我11岁了，才开始上学。在工人家庭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父亲母亲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把工人两口子当成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可能了解我父亲母亲的身份，所以对我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照顾得很好。可是，后来他们失业了，觉得养不活了，只好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在后来去的那个家里，我就成了一个小工，烧饭、带孩子、洗衣服，还受到侮辱打骂，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对我来说，也体会到中国老百姓受的苦，饿肚子、受侮辱。父亲对我的教育，时时刻刻让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贫困的这样一种处境下，需要去解放他们，需要提高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为了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要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后来党组织就派人找到我，把我接出来。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好像接到一个办报纸的地方，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很有文化的打扮，对我说话很客气。把我接出不久，就把我送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待我的是夏妈妈。我记得是她，以后我见到她就感觉到特别亲切。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夏妈妈给我讲过我的亲生父母是谁，说我的母亲牺牲了，我的父亲在延安，要把我送到父亲身边去。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听了之后觉得很奇怪。我当时把养母当成母亲，怎么现在还有亲生的父母亲？我在那个家庭里受那么大的苦，我记得我养母把我送去的时候，还说我会经常去看你的，但是在三年的时间内，她没有去过。当时听说有亲生的父母亲，心里不是特别的亲切或者是兴奋，还担心会不会把我给转卖，会不会比这里还要苦？
从武汉到延安，不光是我一个孩子，大概有三个还是两个孩子，还有大人，都是在一块的。一路上挺好，挺热闹，也听的多了。人们讲我的父亲，是为解放中国的穷苦人，为了搞革命工作，到处奔波。那个时候，我慢慢地对父亲有一些感觉了，有比较迫切的愿望想见到亲生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对我会怎么样。结果到了延安之后，我大概是呆了十天一个礼拜左右，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到父母亲那里去。我等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在延安，去干什么了。有一天，说父亲来看我了。一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父亲来了。这时候我的心里比较紧张，一种兴奋的状态。
父亲来了之后，走到我的面前，把我搂在他的怀抱里，挺疼我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体会到父女的感情，和别人不一样。我父亲问我多大了，叫什么名字，我也不吱声，因为第一次见到父亲有一点陌生感。父亲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不知道，周围的人和父亲都笑了。这时候我就感觉到委屈，哭了。父亲说，孩子受苦了，这么多年了，这么瘦。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了，比刚接出来的时候好多了，也没有挨打了，身上的伤也养好了。可是父亲说，我很单薄，身体不好。他就把我搂得更紧了。这时候我就体会到亲生父亲和在养父母家的感觉不一样了。
我哥哥从老家过来了，晚了一两个月。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谢妈妈就来了。我那个时候小，不懂事。谢妈妈来了之后，对我很好，给我检查身体，给我吃药。爸爸跟谢妈妈说，找人给她检查检查身体，吃点药调养一下。那个时候我又黄又瘦，脸色特别的不好。后来谢妈妈找人给我检查身体，发现我肚子里长了蛔虫。我跟着谢妈妈在党校住了一段时间，她给我打虫子。谢妈妈领我去厕所的时候，发现我拉的全是虫子。在延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补药，小孩子可能也不需要什么补药。那个时候，小米粥我觉得特别的好吃，每天给我吃小米粥。
我在那里上了一两个月的学，就放假了。我哥哥刘允斌就来延安了。整个暑假是和谢妈妈一起过的，我爸爸好像不在延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也不问，到礼拜六、礼拜天都是跟谢妈妈一起过。我们在延安读书的时候，都是住校。
在延安上学很简单，在城里住着，每天早晨吃了早饭，就到城外。宝塔山下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野外上课。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夏天，五六月份，外面的空气很好，就在延河边放一个马扎，腿上放一个板子，就当桌子。我上学比较困难，因为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过，延安那个时候上学的岁数分得也不清楚，我十一二岁了，还上一年级。
上学的时候很好。到野外上课的时候，走着路，唱着革命歌曲，我记得好像是聂耳的一些抗日歌曲。不但上学觉得很高兴，就是过集体生活，心情也是特别好，特别开朗。从童养媳的地位，一下子到延安那种放开的环境，开阔的天空，觉得心情特别的畅快，不像当童养媳的时候那样的压抑，性格也有点变化了。现在我唯一记得的同学是项舒云，是项英的女儿，她比我小，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后来我去苏联之后，她也去苏联了。
当时我母亲不在了，谢飞妈妈对我很好。她是一个革命的老妈妈，她的感情完全是对待革命后代的感情。她自己没有孩子，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举一个例子，我去上学的时候，她给我做了一身当时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蓝布工人裤子，带一个背带和兜子，还有白布的衬衣，在延安比较的流行，也是比较漂亮的。她自己没有，给我做了一身。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搬到离延安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只能是放假回来。在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她把衣服交给我。我就把衣服带着上厕所，结果衣服被我掉到厕所里去了。她说没有关系，从茅房里捞出来，到延河里洗得干干净净，给我送到学校里。
我和我哥哥在延安上了一年学，我弟弟还没有找到。那时候抗战还没有胜利，我父亲一直在找。上了一年学之后，我们去了苏联。我现在才知道，我父亲那时候领了任务要到华中去，我们还是没有人照管，正好周恩来要到苏联去，就带我和哥哥去苏联，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好好学习，学好学成后回来。我们走的时候，我父亲舍不得我们。刚找回来，刚一年，就又要离开他，他舍不得。我们也是舍不得，在感情上觉得很难受。我们走的时候，父亲送我们，看得出来很留恋，舍不得我们。
我们跟周伯伯不是一块儿坐飞机走的。周伯伯和邓妈妈是坐飞机去的，我们是坐汽车到西安，我和我哥哥还有陈祖涛，他是陈昌浩的儿子，还有高毅，是高岗的儿子。我们四个人，还有几个大人，包括陈昌浩本人，还有一个姓苏。再坐汽车到兰州，才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们从兰州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之后又坐飞机到阿拉木图，然后是坐火车，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我们是11月的十几号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之后，我们就跟周伯伯分开了。
到了第一国际儿童院，周伯伯去看过我们。不光是看我们几个，那个时候，在国际儿童院里有几十个中国孩子，包括毛岸英、毛岸青，赵世炎的两个孩子，瞿秋白的女儿，张太雷的女儿，蔡和森的三个孩子，还有蔡妈妈的孩子李特。总理去了，对我们中国孩子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很多人很早离开祖国，祖国的概念就淡漠了。周伯伯给我们介绍国内的抗战情况，增强了我们学习的信心。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同学，都记得很清楚当时周伯伯去的情况。
1949年父亲访问苏联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回国了。
8月14日父亲回国时，乘专列，带了好多专家，有200多人，其中也有我们学校的老师，搞无线电的。上车的时候，很壮观。我们中国同学除了我，还有蔡博一块回来。蔡博本来已经到了乌拉尔山区工作了，后来把他调过来了。回来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在贝加尔湖停了停，看了一下。在车上他对专家们都挺客气、挺尊重，经常问他们有什么问题，方便不方便。他上车以前了解了这些专家的情况，但是我不太了解，就知道有一个老师是我们学校的。
到了北平以后，安排专家的住处。我父亲亲自去专家的住地看他们，包括他们的住房，用的用具和卫生间，他都去看。他对这些专家的生活安排很细致，关心很全面。我记得我跟他一起去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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