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我们的妈妈——王光美同志结束了12年的囚徒生活，回到了我们身边。

 

胜利的花，希望的花，终于盛开了！那是1979年的春节，我们簇拥着妈妈，随着欢庆的人群，走进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人们看到妈妈就在他们身边时，都欢笑着走过来和妈妈握手，多少人和妈妈紧紧拥抱，又有多少人拉着妈妈的手失声痛哭..多少深情，多少悲喜交织在一起。妈妈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说完，妈妈向人群深深鞠了一躬，更多的人跑了过来：

 

“他来了吗？”

 

“他在哪里？”

 

“我们怀念他！”

 

霎时，人群拥了过来，妈妈被挤到台上，又从台上被挤下来，她虽被挤得东倒西歪，但她泛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这是胜利的笑容。

 

妈妈是看到胜利的人，她看到人民心中的鲜花在向着他——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同志平反了。胜利的花朵，在血和泪的浸润中含苞，在冰刀霜剑中吐蕊，在风和日暖的年代怒放。可惜，爸爸没有来。他的主命被夺走了，但无法把他从人民心里夺走。爸爸生生死死，都与人民同在，他以自己的生命滋润了这绚丽的春天。

 

一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月1日，康主、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这股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们几个孩子那时正在中学读书，对突然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可理解。回到家里，就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总是仔细地听着，偶尔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思考。当时群众的热情虽高，但谁都不知道运动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对革命的对象和目的更感到不明白。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6月4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回到家，也几次代表学校师生要求爸爸批准派工作组。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这一时期，毛主席远在杭州，爸爸多次给毛主席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曾得到明确的回复。运动的情况一无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有的学校打死了人，也有因不理解而自杀的。形势逼人，不能再举棋不定地等待下去了。那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只留下了一封长信。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爸爸曾两次提出要见见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爸爸在听取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爸爸还向大家描述了他对运动的设想，他说：“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评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地‘改’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最后，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对我们和同学们震动很大。那时，“打倒一切”的思潮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性，似乎革命就是打倒某些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本没想到要把“黑帮”地富反坏统统改造过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爸爸的话廓清了我们头脑中幼稚和糊涂的思想，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爸爸总想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和党的传统经验来引导。然而，他不知道，他正好踏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圈套。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形势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爸爸担心地对我们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二

 

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月18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月29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作为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从来是按照党性原则来生活的。在之后三年多非人的折磨和极度痛苦中，爸爸始终都遵守着自己的保证，直到最后一息。

 

中央会议上的事情，我们几个孩子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记得在8月上旬，14岁的亭亭从学校回家，路上碰到蔡畅妈妈。蔡妈妈亲了亲亭亭问：“你妈妈好吗？”亭亭高兴地回答，“妈妈挺好，她正在清华大学为大家卖饭呢。”“傻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蔡妈妈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摸摸亭亭的小脸蛋，扭过脸去，依依不舍地走了。

 

8月的一天，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坐在桌边等候爸爸的到来。大一点的孩子，隐隐约约地听说爸爸犯了错误，心情忐忑不安。我们注视着爸爸健步而入。他的神态是那样地安详、坦然，像往常吃饭时的情景一样，一边吃饭，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在饭桌上谁也没讲话。爸爸吃完了饭，就站了起来。我们所有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爸爸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心意，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微微笑了笑，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大家极力忍住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工作人员也都潸然泪下..

 

过去，爸爸主持中央工作时，除了召集中央生活会征求领导同志对他的意见外，也曾多次召集身边工作的同志和孩子们开会，让大家给他提批评意见。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爸爸几次召集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开批评会。他总是诚恳地请求大家给他提意见：“文化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我希望大家坦率地谈出来，会有利于我将来更好地去工作。”一位老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很忙，但一有空就参加我们支部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好多年了，你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生活简朴，这些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都努力工作，为了让你能力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又加上了一句：“你可不能只顾拉车，不着道儿啊！”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爸爸只是耐心地倾听，从不辩解，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抽着烟，边听边思索。有一次，爸爸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然而，爸爸是永远不会跟上的。刚正、善良的爸爸，怎么能知道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险恶居心呢？他又怎么能理解这个被林彪、江青之流阴谋操纵的运动，跟上它的形势呢？

 

三

 

“八·一八”林彪天安门讲话后，红卫兵的浪潮席卷北京，席卷全国，也波及到我们家里。红卫兵破“四旧”，我们回到家里也破“四旧”。红卫兵抄家，我们也跟着抄了几次家。回来还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抄出什么，满以为是“革命行动”呢！爸爸这时已经“靠边站”了，但他仍密切关心着运动的发展。一次，在饭桌上，平平和源源又议论着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爸爸立即劝止说：“不要去。”饭后，爸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我们叫到他身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入。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爸爸的话，使我们感到宪法的神圣。我们不再去抄家了，许多同学也被我们劝阻住了。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而爸爸处在那样困难的境地，还时刻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的尊严。爸爸教诲我们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9月到11月，我们都出外串连去了。在外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批判爸爸检查的大字报，言同激烈，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匆匆赶回家。回京后才知道，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爸爸作了检查。毛主席对爸爸的检查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可是，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只印发了爸爸的检查，却被“文革小组”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爸爸的“检查”成了靶子，在全国掀起了“批刘高潮”。调门之高，超出想象。对那些牵强附会、武断专横的指责，爸爸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深知它的虚妄。爸爸曾郑重地对妈妈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他也看出孩子们的不安，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对我的批判要持续几个月。”

 

然而，爸爸又估计错了。林彪、江青之流并不进行什么严肃的原则争论，他们所擅长的不过是玩弄阴谋诡计，只要能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都是“正当”的。“批刘高潮”不仅是针对爸爸个人，而是波及全党的大阴谋。他们绝不会终止这种阴谋。

 

一天，爸爸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院内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使他愣住了。这张大字报以尖刻的语言攻击了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因为她们看到一位阿姨被剃了阴阳头后，禁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面对大字报上的恶毒的辱骂，爸爸伫立在那里，凝视着。我们看着爸爸的眼睛，想起有位老妈妈曾对我们讲过，在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爸爸特别关心老大姐们的安全，几次专门派入去看望，落实撤退的情况。从我们记事起，就看到爸爸格外地尊重老大姐们。每逢他一看见大姐走来，总是远远地迎上去，问寒问暖。他曾对我们说过：这些老妈妈有的走过雪山、草地，有的坐过老虎凳，她们比男同志更不容易。..而眼前，有人竟连这些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也不放过，对她们进行人格侮辱，这是在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啊，怎么会发生如此野蛮的事情！？爸爸双拳攥得紧紧的，仿佛在自语：“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他双脚像钉在那里似的，很久很久不肯离去，寒风吹乱了他的白发..狂风暴雨在继续。就在中南海大院内，居然就有人胆敢贴出大字报，恶毒诬蔑朱爹爹（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爸爸愤怒了。几十年来，爸爸亲眼看到朱爹爹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光荣，是我们军队的象征。这一伙人把我们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诬蔑为“黑司令”，究竟想把党置于何地？

 

局势是严重的。身为国家主席，如果容忍这种现象，那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可是当时爸爸所处的境地，已经无能为力。一连几天，爸爸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爸爸找了周伯伯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兔受这么大的冲击，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总理又能说什么呢？他也是在同样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周伯伯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赤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在激浪翻天的日子里，最能现出人们灵魂的美与丑。

 

四

 

就在爸爸考虑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凭借着权力，还乞灵于诽谤，把黄浦滩上流氓无赖的惯伎也使出来了。12月底，江青窜到清华大学扬言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进一步把爸爸搞臭，还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流言。大量无耻下流、造谣中伤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充斥街头。随之，又一次在全国范围掀起“批刘”的恶浪。以谎言做武器，意味着政治上的堕落。他们就是这样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把水搅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伪难辨，在党内斗争中，爸爸一向经得起委屈、误解，但他不能容忍诽谤、诬陷。这时，爸爸已经感觉到斗争的严重性，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几个孩子听到一些传闻，弄不清楚，便向爸爸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开始回答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像一切孩子一样，想知道自己的父母都做了些什么。“爸爸错在哪里呢？爸爸到底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诬蔑呢？”“为什么他们要造谣呢？”..爸爸讲述着，他愈讲得多，我们愈好奇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爸爸跟我们说了许多许多事情，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爸爸仍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机密，总是站在维护党和毛主席的立场上。

 

我们深切理解爸爸的心情。显然，使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荣辱，而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爸爸对我们说：“只要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国家能富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组织处理。”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爸爸有什么变化，依然那样严肃而镇定，饭量也不减。他正以高度的党性来克制自己，耐心等待着。等待不是软弱的避难所，表示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了。爸爸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呵..”爸爸说到这里，嘴唇都颤抖了。直到现在，我们心里一直在回响着：“人民误解了你，人民误解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呵！

 

不久，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在各自的学校和单位受到批斗和围攻，我们的朋友也渐渐疏远了。那时，只要有一两个同学还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心里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1967年1月7日，江青一句话，就把二哥毛毛（刘允若）抓到了监狱里。大哥大姐远在边疆，杳无音讯。家中只剩下我们四个小的孩子。家庭的突变，朋友的疏远，人们的怒目相视，在我们心灵上造成极大的创伤，以往神圣的信仰突然被碾成尘泥，美说成丑，真说成假，善说成恶，兢兢业业为党献身的爸爸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我们都是无法忍受的。

 

爸爸看出了我们的思想，意味深长地说：“群众现在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我。在我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不可避免地犯有工作错误和思想错误，处在我这样的地位，影响很大。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要承担主要责任，这叫做责任错误。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会有过火行动。你们要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

 

五

 

1967年的1月是严寒而又阴冷的。“全面夺权”的黑风很快扫遍全国。林彪、江青一伙对爸爸的迫害，自然不会停留在“绘画绣花”的阶段。

 

1月6日，在江青的疯狂怂恿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之流以狡诈的手段，把妈妈骗出中南海，却还夸耀什么“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平平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被车轧断了腿，马上需要截肢。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一口气噎在胸间，双眼直瞪瞪地看着爸爸。爸爸说：“马上到医院去。”妈妈着急地说：“总理不让我离开中南海呀！”“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爸爸、妈妈赶到医院不见平平，却看见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周围的清华“造反派”一见爸爸进来，都愕然不知所措。这时，源源急切地对妈妈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妈妈一听，只身迎上去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自己一人留在了“造反派”中间。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他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爸爸和源源、亭亭及工作人员刚回到家里，只见平平气喘吁吁地先等在门口（她刚从学校赶回家）。爸爸忙问：“平平，你的腿？..”平平扑到爸爸的怀里说：“我的腿没事，他们把我扣在学校，为的是把妈妈骗出来抓走啊..”平平和亭亭抱着爸爸放声大哭。

 

每天深夜，爸爸、妈妈总要出来散步，把紧张了一天的头脑松弛一下。这天深夜，爸爸照倒出来散步，我们三个孩子陪着爸爸。年纪较小的亭亭一见到爸爸，又呜咽起来，哭得是那样地伤心。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当天早上，在全市中学生联合批斗会上作了检查，下午又被押去看平平挨批斗，刚被放回家，晚饭都没吃又赶到医院，眼看着妈妈被抓走。现在，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会打妈妈的呀！会拉妈妈去游街的呀！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爸爸又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亭亭的头，一边走一边还给我们讲夜空的星星..寒风呼啸，繁星闪烁，我们仿佛在荒野上漫游，无边无际的黑暗，要把我们吞没。但是，听到爸爸轻匀的脚步声，我们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爸爸步履缓慢地走着，依然是那么从容而又安详，只字不提白天发生的一切。亭亭默默捧起爸爸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紧贴在自己滚烫的小脸上，一颗赤热幼嫩的心脏与一颗同样赤热而又坚强的心脏靠在一起了，奔腾的小溪与浩浩江水汇在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妈妈终于回来了。爸爸见到妈妈，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利用我们一家父母儿女的亲密感情，来摧残折磨爸爸、妈妈的心！

 

光是摧残折磨爸爸的心，他们自然是觉得不够的，江青一伙开始直接批斗爸爸了。1967年、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冲进我们的家，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

 

在批斗会上，当爸爸的答辩使质问者理屈词穷时，一个坏家伙突然蹦出来，让爸爸当场背出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爸爸背不出，那些人大声嘲笑着。我们真想上前去提醒爸爸，但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人。一刹那，仿佛一团火炭卡在我们的喉咙。而爸爸却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坏家伙被爸爸说得哑口无言，便叫一阵口号，斗争会一哄而散。看到这些人的狼狈相，我们感到快意。但是，爸爸却对我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

 

六

 

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毛主席亲切热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见面就关切地间：“平平的腿好了吗？”爸爸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位几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战友见面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谈工作。爸爸说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主席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我们全家焦急、热切地等待着爸爸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爸爸回来后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我们听了，感到悬在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下来，心中暗想，情况也许会好起来的。

 

但是，没有安稳两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又一次冲进我们家，还要冲爸爸的办公室。他们贴大字报，批斗爸爸、妈妈，叫他们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白发苍苍的爸爸仁立在凛冽的寒风中，镇定地面对着嘈杂的喊叫声，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1月16日的深夜12点以后，周总理打电话给妈妈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在与毛主席谈话以后第四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爸爸的电话，爸爸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断绝了爸爸和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爸爸久久地站在那里，像座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而我们呢？一直追到门口，望着那伙人大摇大摆走去。我们头脑一阵轰响，心里痛苦极了，以后我们受了冤屈对谁说呢？以后再有人揪斗折磨爸爸、妈妈怎么办呢？我们再也听不到周伯伯同情和鼓励的话语了。

 

七

 

爸爸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孩子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在我们买回的这些小报里，充满了对爸爸形形色色的诬蔑。其中有一张小报上无中生有地说爸爸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还造谣说爸爸曾自诩为“红色买办”。对于这些令人恶心的谰言，爸爸不屑作什么解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工人运动，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大革命期间，29岁的爸爸——一个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英勇斗争。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些小报的造谣诬蔑，岂能改变历史？不过爸爸觉得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信号，不可等闲视之。爸爸回到办公室，立刻提笔疾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驳斥了这种造谣诽谤。这天是1967年3月28日。

 

历史的颠倒，不仅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不可思议，就连爸爸这样历尽人间沧桑的老革命也不能理解。而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可是，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考验竟来得如此淬然。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爸爸的话是那样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可是，爸爸如今却处在毫无发言权的“被告席”上，哪里有人会理会他这一正义的要求呢？心里怀着鬼胎的阴谋家又哪里敢接受爸爸这一严正的挑战呢？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爸爸，竟连在党的会议上申辩的权利都没有，连在人民群众中辩明是非的权利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悲剧？这难道不是强加于我们党身上的耻辱吗？

 

就凭一个跳梁小丑的一篇谤文，就把一个国家主席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央下达文件的依据，成为定人罪名的一纸状文，真是荒谬绝伦！这哪里是什么党内斗争，完全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大阴谋。在这场斗争中，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完全被打烂，大多数党的优秀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什么党的政策，什么党的传统作风，统统被破坏了。一小撮坏人窃踞高位，利用群众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错误的不满情绪，窃取权力；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了，而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爸爸正处在这个旋涡的最中心。一切华丽的词藻都不能掩饰血的事实。他要坚决进行斗争，到了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向爸爸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爸爸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爸爸回答并写出交代。爸爸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爸爸一下子发了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爸爸激怒他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月7日，爸爸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爸爸讲话答辩的一切权利。在斗争会上，每当爸爸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爸爸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八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使爸爸精神上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加上突然改变作息时间，限制安眠药量，爸爸已有几天没有睡觉，身体搞得很弱了。4月8日，通知妈妈去清华大学作检查，这对爸爸又是一个大打击。

 

这天晚饭后，妈妈正和我们三个孩子谈外面的情况。爸爸突然扶着墙走进来，面色铁青，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面颊淌下来。妈妈赶快搀扶爸爸回卧室，我们去叫大夫。那天晚上，爸爸几次晕厥。大夫给了几片药，转身走了。我们守候在爸爸身旁，只见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白发如雪。谁能想到，这位安详地躺着的老人，曾经肩负着八亿中国人民赋予的重任。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不畏缩不前。如今，中国大地上血雨腥风，他却病倒了。望着爸爸清瘦的面庞，一年以前他一次重病后和我们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是1966年初，爸爸害了一场重病。他刚刚脱离危险，就把孩子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眼前，感慨万分地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接着，爸爸给我们描述了他的设想：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三大差别，等等。爸爸当时还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建立工业基地，这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爸爸不仅有宏伟的设想，而且有脚踏实地的措施。他讲着讲着，两眼透过明亮的窗户，望着窗外飞舞的白雪，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蓝图正在眼前展现。“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仅仅在一年前，爸爸还是那么自信，心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如今，他身处逆境，不仅那些美好的愿望变得渺茫，而且还被无端地强加上种种恶名，诅咒他是千秋罪人。如果这真有益于国，有利于民，爸爸准备勇敢地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然而党和国家陷入了空前的浩劫，周围是阴云惨雾，冷箭毒枪。没有一个对手敢于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进行有根有据的指控，只能躲在阴暗的地方施展阴谋。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啊！？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他这位一生从事群众工作的战士，直接面对着的竟是他热爱的群众，他却不能讲话，不能解释。他把毕生精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好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可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却硬叫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同志明明是党的好干部，他不能说好，因为那样反而加重了那些同志的“罪名”。明明是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他却不能说坏。爸爸呀，你心中包容了多少难言的痛楚啊。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爸爸，也许您洞若观火，心里一清二楚，我们却百思不解。我们多想大声发问：究竟为什么要剥夺您立志十年建设起富强中国的权利？您有功于人民，无愧于党，那您又有罪于何人？究竟为什么不仅在政治上把您打倒，还要在精神和肉体上无情地折磨您呢？为什么？为什么？有谁能回答我们呢？

 

九

 

爸爸继续顽强地承受着沉重如山的压力和摧心裂胆的痛苦。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槁？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爸爸的这些话，刻骨铭心。这是他向党的倾诉。这难道会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对亲人的遗嘱吗？！对于那些信口雌黄、诬陷好人，而实际上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类，历史和人民是不会轻饶他们的！历史不是已经和正在这样做了吗？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果然举行了30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妈妈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妈妈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妈妈又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妈妈在大会前，作了长时间的答辩。她代表爸爸向群众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搞法，但我们决不限群众对立。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那天晚上，我们回家把批斗的情景告诉爸爸。虽然我们预料到这对爸爸是一个无情的刺激，但我们不愿意向爸爸隐瞒真相。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事实。当我们说到彭真叔叔、薄一波叔叔、陆定一叔叔和蒋南翔叔叔也同时挨斗，还有300人陪斗的时候，爸爸只是双眉紧蹙，仔细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晚饭一口也未吃。

 

十

 

从爸爸做遗嘱的那天起，我们明显地感到自己变了，头脑似乎变得复杂了。我们曾经过于轻信，寄希望于幻想，但都一一破灭了。我们努力去思考，去探讨，拼命地看书，想弄明白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家里的书被封了。我们早晨五点钟就等在北京图书馆门口排队拿号。不论是经典著作，还是中外小说，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读着。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过来了。他们欺骗和煽动单纯幼稚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一时，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他们掌握着大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爸爸置于死地，但他们却要欺世盗名，愚弄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来“吊民伐罪”，借刀杀人，使自己双手不沾一点血迹。

 

事实很清楚，他们围困中南海，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撵走周总理，揪出刘少奇。他们越走越远了。

 

爸爸在中南海内，依旧像往常一样，坚持每天看大字报。平平、源源把他们去云南、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四川、青海、天津串连时看到的情况告诉爸爸和妈妈。当我们说到长沙、武汉、成都、天津等地开始大规模武斗时，爸爸仔细倾听，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少说话。其实，仅仅从小报上登载的“首长讲话”里，爸爸就知道全国已经沦为什么样的境地，党已经被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又被愚弄到什么地步。党被摧毁，国家受难，群众遭殃，而这一切还看不见尽头。正当他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时候，建工学院一个群众组织突然要爸爸写检查。爸爸已是身心交瘁，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妈妈代写。送上去后，爸爸又要了回来，加了一句：“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就因为加了这几个字，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

 

在这滔滔恶浪的袭击中，周总理岿然不动，作为中流砥柱，独撑危局。他看穿了江青的阴谋，就亲自到中南海北门向群众做说服工作。而江青、陈伯达竟唱对台戏，来到中南海的大、小西门外进行挑动。当总理出现在西门说服群众时，江青一伙又跑到北门。结果围攻中南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有增无减。周总理坚定他说：“我就是呆在中南海不走。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造反派们冲不进中南海，就把不少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轮番揪到中南海门口进行批斗。与“围攻”相配合，中南海院内又一次掀起“批刘”的恶浪，还出现了要揪朱爹爹、陈云叔叔的大字报。爸爸得知这一切，痛心地说：“糟糕，又要整倒一大批老干部了。”妈妈说：“你已经不工作了。这个国家主席，辞了算了，你再正式提一提，我和孩子们养活你。”

 

爸爸说：“没那么好受的，不会让我回乡种地。我下去了，他们还批什么？..”

 

妈妈也叹了口气，说：“现在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好像是林彪和江青他们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

 

爸爸听了未作回答。经过了一夜的思考，爸爸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语气肯定地对妈妈说：“你昨天谈的看法是对的。”

 

然而，这个结论使爸爸更加痛苦不安。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爸爸为救国救民，与中国的志士仁人一道赴汤蹈火，艰苦奋斗，使中国做然屹立于全世界。而今天，爸爸是囚笼中的人，眼睁睁看着党和国家濒临一场浩劫，看着人民和广大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却无法起来维护，更无法去搏斗。只有保持缄默，抑制住自己，坚强地活下去。群众最终一定会自己觉醒的，尽管这需要时间，需要斗争。

 

十一

 

在爸爸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郝苗叔叔，突然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爸爸身边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更不敢再与爸爸接近了。

 

爸爸自己不得不做最坏的准备。唯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潇潇）。小小当时只有6岁，天真无邪，简直可以说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一年来的狂风恶浪，她那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再有更大的风浪，她该怎么生活呢？这几天，爸爸见到小小，就格外眷恋。爸爸常叨念：“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妈妈也觉察到爸爸的心思，她何尝不为小小担忧呢？可是，现在能到哪儿去上学呢？一想到小小，妈妈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啊。

 

一天，妈妈内心的痛楚实在压抑不了，对爸爸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

 

“这怎么可能？”爸爸摇摇头。

 

“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进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妈妈还不死心。

 

“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妈妈不知所措了。

 

“托给阿姨吧。”爸爸思忖了一会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我回来。”

 

每逢危难之际，爸爸就从人民那里寻求救援，寻求帮助。人民从来就是他赖以生存的靠山。妈妈尊重爸爸的决定，她狠了狠心，拿了两张爸爸妈妈的像片，去找阿姨和小小。小小已躺在床上要睡觉了，正愉快地嫡笑着。

 

妈妈走到赵阿姨身边，把像片递给她，禁不住泪如泉涌，抽泣着对阿姨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要吃大苦..”妈妈已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扑到小小身上痛哭起来。小小却吓坏了，赶快挣脱出来，缩在床边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睛里充满了疑惧，望着趴在床边向她伸出双手的妈妈。她还太小，她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十二

 

沉重的打击，比爸爸预计的要来得快。

 

那是1967年7月18日清早，我们去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在我们常坐的饭桌旁吊着一张大字报，上面说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晚要开揪斗爸爸的大会。回到家里，我们就告诉了爸爸。爸爸意识到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我们看，一是毛主席肯定爸爸检查的批语全文，一是毛主席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爸爸第一次让我们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让我们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心头留下阴影。爸爸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和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斗争会后，爸爸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隔离看管，加派了岗哨。妈妈被押到后院。我们子女虽然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不准我们去爸爸、妈妈被关押的地方，不准我们离开家。

 

爸爸不知道妈妈关在哪里，也不知道孩子们的去向。而从我们孩子住的地方，有时却能看到爸爸在屋里的活动，也能看到后院的妈妈。可是既不能见面，也不能说话，我们心里像油煎似的难熬。一家人被他们分割在一所宅院里，父母儿女，咫尺天涯。

 

19日早晨，爸爸到食堂用饭，看见平平和源源正在穿堂里洗手巾，一时喜出望外。趁哨兵不注意急忙走过来，小声地问我们：“你妈妈在哪里？”

 

“关在后院。”我们说。

 

“哦，你们呢？”

 

源源低着头说：“他们不准我们跟你们见面、说话..”

 

这时，哨兵走过来，我们不敢再讲下去，爸爸也只得转过身，恋恋不舍地走了。爸爸呀，那时我们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您说，但我们不敢说，否则，就连再看您一眼的机会也会被剥夺。

 

从此以后，爸爸天天站在他的后窗户前望着后院。尽管其间还有一道墙隔着，根本看不到后院的一切，可是爸爸一站就是好半天。我们望着爸爸的身影，似乎听到老人胸中的波涛翻滚。我们的心碎了。我们虽然能隔窗看到爸爸妈妈，可是不准说话，真把我们憋死了。不，我们故意大声讲话，让爸爸听见，也让妈妈听见。爸爸隔窗看见我们，就微微一笑，妈妈看见我们也是苦笑一下..这一笑包含着多少痛楚和辛酸啊！

 

十三

 

1967年8月5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自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嚎吻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论”，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十四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妈妈仍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见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容许，他们竟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那是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我们要求能在假日回家，回答说：“不行，你们给刘少奇、王光美通过风，报过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我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也被无理拒绝了。怎么办？我们就暗中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能再见到爸爸一面了。我们一会儿说要找衣服，一会几要找书，慢慢悠悠，来回磨蹭，尽量拖延时间。他们可能发觉了我们的用意，就把东西扔进卡车，硬是不准我们见最后一面。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我们的家。这里，我们曾度过幸福的童年；这里，也给我们

 

留下了悲惨的记忆。我们并不留恋这里，我们只是不忍就这样撇下爸爸、妈妈。不能哭，不能喊，我们默默祝愿：“保重呀，爸爸！保重呀，妈妈！我们走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你们..”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嫩稚的脸颊；滚滚车轮，碾轧着我们年轻的心..

 

对于这一天，我们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看着三个小行李卷。爸爸的嘱咐，又在我们耳边回响：“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的叮咛一字一句地镌刻在我们心头。我们铭记着爸爸的嘱咐，离开家，走到人民之中。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天下午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妈妈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过了几天，爸爸托警卫员转告我们：“让孩子们与我和妈妈划清界限。”这句话使我们难受极了，也使我们想起年初爸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欢迎你们严厉地批判，也允许你们跟我划清界限，但是一定要说真话。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没有欺骗你们。”那时我们也很激动，我们深信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好人，没有“造反”离家。现在虽然被迫活活拆散，天各一方，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爸爸懂得我们的心。是啊，爸爸是想用“划清界限”来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在人民中间顽强地活下去。

 

我们走了，爸爸，我们离开您了！在我们面前是飓风骤雨，危浪险涛，颠沛流离。十几年来，我们走过批斗和辱骂的夹道，我们在监狱中埋葬过自己最可宝贵的青春时光。闪亮的镣铐卡在我们的骨头上，无法叫我们屈服，却留下永久的疤痕；日夜的围攻使我们愤然剪开手指，让鲜血去流淌，点点滴滴，汇成不屈的血书。

 

活下去，为了将来把这一切告诉人民。我们肩负着爸爸、妈妈的希望和重托，也带着有朝一日能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渴望，一定要活下去，勇敢地闯出一条路..

 

十五

 

上小学的第一天，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一大呀！然而，上学，对于小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清早，小小斜挎着新书包，跟同院较大一点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去上学，刚进校门，就引起一阵混乱。街上值勤的解放军闻声赶来，看见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抱头蹲着。他把她抱起来。过了好一会几，小小那充满恐惧和呆滞的目光才转了过来：“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她哭了起来..

 

回忆那些令人心碎的日子，丝毫不是要责怪那些群众。当年围打小小的那些孩子们也是被毒害的无辜者。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最革命的口号下，煽动黑暗、野蛮的仇杀，采取了反动的株连九族的政策。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大愚弄”，是封建法西斯的“大恐怖”。

 

那时，小平叔叔、彭真叔叔、乌兰夫叔叔、林枫叔叔、薄一波叔叔、杨尚昆叔叔、罗瑞卿叔叔的孩子们，都因父母被关押，成了无家可归的“黑崽子”，东躲西藏，为了生存而搏斗着。社会的压力，生活的磨难，经济的桔据，使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我们之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几岁。孩子们患难与共，彼此提携着涉过激流。没吃的了，源源和彭真叔叔的儿子去卖血，

 

可是没有证明，医院不收。难道“黑帮子女”的血都是黑的？多少寒冷的夜晚，为了躲避查抄，我们从窗户翻上五层楼顶，在漫长的黑暗中，大家在一起想念爸爸、妈妈，久久地等待着天明。每次遇难，大家总是首先把我们保护起来，都说：“你们家是秤砣，谁被抓起来也不能让你们出事。”孩子们的友爱，更激起那些迫害狂的毒心。不久，我们之中有的被抓，有的被斗，有的被赶出北京..

 

平平从监狱出来后被驱逐到山东，源源在山西雁北，亭亭和小小也在他们魔掌之下，春寒料峭，我们拉着犁走在没膝的黄河淤泥中；酷暑烈日，我们用汗水浇灌干枯的禾苗。我们曾咬着牙劳动，拼命劳动。我们也曾钻在书堆里几天、几个月，摒弃周围的一切。我们放之山水，吮吸着祖国的乳汁；我们开怀豪饮。在十月胜利的欢乐中忘情。爸爸，正像您所说的：“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人民会信任你们，和你们在一起的。”人民做了我们的再生父母。晨光熹微，我们发现单薄的被子上盖着大衣，温暖了我们的心；中秋月下，农民把几个月饼和鸡蛋塞在我们手里，同我们一起思念着异地的亲人。

 

正是在人民的关怀中，我们感到人民对爸爸潜在内心深处的真诚的热爱。从没署名的信封中，我们抽出曾被埋藏多年的爸爸的画像；从匿名的电话里，传出激动铿锵的声音：“我们怀念刘主席！”一位老红军拍着我们的肩膀：“你们要是你爸爸的好种，就要活下去。为了你爸爸，为了人民，刀搁在脖子上也别颤。”

 

爸爸，在人民的哺育爱护下，在人民对您默默的怀念中，在人民为您英勇的斗争中，我们长大成人了。爸爸，在我们自己的新生活中，您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不是吗？在劳动的欢乐中您和我们一起庆贺丰收；静静的深夜中，您来睡梦里看望我们；痛苦的酒醉后，您把我们紧紧抱起。在我们漫长的行程上，您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呼喊：“孩子，我在你们的身边，就在你们的身边。”

 

爸爸呀，人民的爱憎，点点滴滴洒在我们的心田，在我们年轻的心中灌满了仇恨，恨得刻骨；也激起了爱情，爱得炽热。十多年凤狂雨猛，冲刷了我们幼稚的头脑，教给我们怎样去思想才正确，怎样去斗争才顽强。虽然我们也确曾感到过软弱、颓唐、疲惫不堪，但人民总是不断给我们增添着新的力量，激励我们去为生存、为祖国、为老一辈革命家、为爸爸、妈妈勇敢斗争。

 

要斗争，要找到爸爸、妈妈。我们被拆散的几个孩子，只有聚集起来才有力量。于是我们姐弟四人，不顾一切地靠拢团聚，亭亭成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人。源源为了回北京，在老乡的帮助下，深夜逃出村子，白天在野地里躲避追捕，夜晚在崎岖的小道上赶路，兜里只有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才赶上火车..

 

平平听弟弟妹妹来信说可以见妈妈了，直奔火车站。几百里路恨不得一步跨到，赶到火车站火车刚起动。平平不顾一切地揪住车门。这时，冲上好几个人把平平拉下来，他们奉命不准平平回北京。“我要见妈妈！我要见妈妈呀..”平平拼命挣扎、呼喊，把火车站上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火车开走了，平平晕倒了，被装进一辆吉普车往回拉。平平刚苏醒过来，就发疯似的往外跳，车上的人又拉又劝。“我要爸爸！我要妈妈呀！..”悲愤的哭声、喊声，震荡着黄河激浪，拍打着荒原..

 

十六

 

1972年，听说可以探望彭真叔叔了，我们的心里也燃起了希望之火，仿佛隔着铁窗看到了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用长满茧子的手给毛主席写信。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我们一再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他们不敢说，就走了。

 

第二天，他们才又来传达毛主席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口头通知我们，爸爸已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因肺炎死于开封；他的骨灰由组织上保存，不能给我们，并且不让我们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听到爸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我们齐声追问：“为什么死于开封？为什么死于肺炎？什么人去抢救的？爸爸什么时候走的？当时是否已经病了？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神色极为慌张，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只能说这些。”就在同一天，专案组把爸爸的死讯通知了狱中的妈妈。

 

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也都惊呆了：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我们一下想起了在“九大”之后，林彪判了妈妈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在“判决书”上批示：刀下留人。多亏毛主席一句话，妈妈才活下来，今天能向人民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暴行。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活下来呢，可活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不愿讲80岁的外婆怎样惨死在狱中，也不敢提及爸爸早已离开人间，我们不忍提及我们每个人活下来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尽拣好一点的话来安慰妈妈，讲林彪一家摔死的喜讯来鼓励妈妈，讲我们如何在人民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让妈妈放心..五年的离别之情啊，像滔滔江河奔流不尽，身旁的看守、专案人员的怒目相视，也无法斩断这股情流。过去的一切爱、恨、恩、仇都融化在岁月的巨变之中，埋在心底里，今天才从母女们相视的目光中迸发出来。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呀！”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回到我们的小窝，我们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索性敞开感情的闸门，任这些年积郁在心头的悲愤喷泻出来，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爸爸呀，您死得太惨了！..”

 

自有监视我们的人把这一切向上打了小报告，无非是说刘少奇的儿女们哭监，大闹宿舍。我们不怕！就是要让“四人帮”知道我们人还在，要斗争，我们要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从这天起，我们就为新的使命而斗争：我们要弄清爸爸的死情，爸爸是为党受屈、为人民而死的，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骨灰也属于人民，我们绝不能让爸爸圣洁的骨灰落到“四人帮”的魔掌里。爸爸呀，我们就是拼掉性命，也要找到您的骨灰，夺回您的骨灰！多年来我们访踪追影，到处打听。我们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爸爸去世时也都撤走了；我们托多少人到开封打听，甚至找到他最后被关押的地方，但也是人去室空。多少年，我们忍耐、等待，小心而又热切地找寻。一直到1976年，听说八宝山一室里有一个无名骨灰盒，我们想一定是爸爸的，便千方百计地混进去找。当我们看到那个万恶的“迫害狂”——康生的骨灰盒还摆在中央，仇恨之火呼地燃满胸膛，我们揭下盖在上面的党旗，见盒上早已满是唾沫和烧的烟痕，愤怒的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头之恨呀！我们找到了那无名的骨灰盒，不管是不是爸爸的，反正都是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害死的无辜者，作为革命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安慰他的在天之灵。于是，源源认真地擦净骨灰盒，抓了一把骨灰，在国庆节前一天撒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好让我们的爸爸和一切冤屈孤魂，明天能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国庆，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27岁生日的盛况。

 

没过几天，举国欢腾了。爸爸啊！您看到我们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了吗？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在那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您一定又加入了人民的队伍，您一定尝到了这人间的胜利美酒，爸爸，请您来和您的孩子、您的人民一起欢呼这伟大的胜利吧！

 

多少年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经过千辛万苦，从许多有关人员那里，从当时的有关记录中，我们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了爸爸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十七

 

1967年9月13日，就在我们被迫离家后的当天，妈妈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爸爸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何楼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妈妈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而，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役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爸爸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爸爸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爸爸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爸爸发火了，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

 

爸爸完全像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之后，迟群跑来，代表“中央”给爸爸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他还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原来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骂为“地道的保皇兵”，下了他们的枪，没收了证件。“看守”爸爸的战士，也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要是有一点“留情”，就要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送回农村老家。这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中央的心脏——中南海？这里，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片封建法西斯的恐怖！爸爸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孤昔伶仃地挣扎着。他要坚持活下去，活到胜利的一天..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准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

 

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爸爸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像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人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在室内刺眼的灯光下，爸爸呀，您可曾想到：您的妻子正被关押在阴暗、密闭的牢房里，直不起腰，毛发脱落，咯血，被林彪一伙判了死刑；您的长子刘允斌已惨死一年多了；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刚从监狱里出来的17岁的源源，正艰难地行走在雁北的漫天风沙中；年龄更小的亭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苦苦争斗；您心爱的小小处处遭歧视，正忍受着痛苦和凌辱。

 

爸爸呀，您可曾想到多少老帅、中央委员、多少党的好干部，没有死在长征路上、抗日烽火里、解放战争中和白色恐怖下，却倒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倒在他们解放的土地上。又有多少无辜者惨死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血泊里。

 

祖国被一伙丑类践踏着。爸爸也许早有预料，早就为避免这一场浩劫斗争过：他反对搞极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他曾明确地反对“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他早就针对“一句等于一万句”的口号，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大整“彭罗陆杨”时，爸爸刚出国访问回来，就说：“难以置信”；爸爸主张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没有真理又哪来的平等呢？爸爸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维护真理的人会遭到如此打击；也没有想到，真理会遭到如此歪曲和践踏，不仅没有平等，还如此野蛮。那些在国家困难时期“袖手旁观”的人，一等经济好转，人民吃几天饱饭，就跑出来争权夺利，篡党篡国，在党和人民中制造仇杀，把人民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成果葬送得净尽。国家遭难，而“整人狂”们却青云直上，弹冠相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前门宣称同“资本主义”恶魔作战，却从后花园里召回封建主义的亡灵顶礼膜拜，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把中国推向黑暗的深渊。

 

爸爸面对着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残酷迫害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现实，10月5日大哭了两次，他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面对任何敌人、恐怖，面对任何流血、牺牲，面对任何委屈、误解，他从来没有大声痛哭过。今天，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失声痛哭！他哭得是那么伤心。他把对祖国、对民族、对党、对事业、对家庭、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一个真正的人的全部情感，从这决开的心堤里喷涌出来..

 

紧接着，爸爸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摸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十八

 

1968年11月24日，是爸爸70岁的生日。爸爸从来不让我们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特别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生日——

 

据说这天早上，爸爸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爸爸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C。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秋风凄厉，枯木凋零。茕然一身的爸爸，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

 

从入党那一天起，爸爸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整整半个世纪，他致力于党的建设和发展，出生入死，艰苦奋战；为了党，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为了党，他把个人的安危荣辱置之度外；为了党，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为了党，他承担了最大的屈辱和误解..。他相信有一天党会为他说明真相、洗清冤屈、澄清是非，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永远开除出党”！

 

在党纪国法已经荡然无存，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完全颠倒的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是，这“词”是什么，爸爸至死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立案审查不知道，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作出决议，从来没有人找爸爸谈过一句话，了解过一个字。既不让看有关材料，又不让说明申诉；既不让爸爸知道开他的会，又没让爸爸在开除党籍的决议上签字。直到爸爸去世，他们从没有把有关决议正式通知过爸爸。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背着爸爸搞突然袭击。在党的最庄严的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竟抛出一个全部是栽赃、诬陷、用“逼供信”编造的假材料，欺骗全党，愚弄全国人民。谁要是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就要招致灭顶之灾。朱爹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因说过“刘少奇打不倒”，被认为“不识时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妈妈也是因为不相信为党奋斗几十年的爸爸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立即惨遭迫害；张志新烈士勇敢地站出来为爸爸辩护而被残酷杀害。在那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哪里有真理可言，正义可谈，冤屈可伸呢？！这不仅是对爸爸一个人，也是对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肆意践踏和蹂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奇耻大辱。

 

从此以后，爸爸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敬爱的周伯伯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爸爸，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啊。

 

突然一天，爸爸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小贾问有什么事，爸爸只朝他微微一笑，小贾又问了一遍，爸爸仍不说话，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天，爸爸又同样叫来以前的卫士小于，也是微微一笑，闭上眼睛不说话。啊——这是爸爸向他们作最后告别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身边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这两个在身边工作过几年的青年卫士。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真诚地热爱爸爸。爸爸熟悉他们，喜欢他们，关心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爸爸常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后代来教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如今，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爸爸向他们告别，不，是在向中国人民和青年一代告别！他知道留给我们青年一代的是什么，是曲折而光明的前途；是备受伤害而仍不屈不挠的心灵；是优秀而崇高的品质；是鲜明而又深沉的爱和恨。他深信我们青年一代一定会奋勇斗争，夺回真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爸爸呀，您为党和人民搏斗、操劳了一辈子了，您大劳累了，休息一下吧，您的遗愿自有我们青年一代来完成。

 

十九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爸爸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爸爸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爸爸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爸爸看，爸爸又把脸扭了过去。爸爸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7点多钟，爸爸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爸爸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爸爸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爸爸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李叔叔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二十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他死时，只有那一尺长的自发属于自己，还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奇耻大辱。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来。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清除了他们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爸爸，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我们和亲爱的爸爸分别至今，已经13年了。这是什么样的13年呀？！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四位骨肉先后惨死，六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是我们祖国的满目疮痍。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爸爸平反，不仅是为爸爸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爸爸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我们的祖国受够了难，人民吃够了苦，再也不要人为地制造动乱，只需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好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啊！

 

自从妈妈去年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多么幸福，多么亲呢。就在这幸福的笑声中，我们看见爸爸就在我们面前，他正在奋力挣扎，去挣脱那无情的血网，多么想回到人民的中间，多么想回到妻子儿女身边。爸爸，十年了，您的灵魂一直在这样斗争着，一直在我们心中呼喊。爸爸，您安息吧，我们就在您的身边。爸爸，您看看，党和人民终于打破了这血网，洗清了您身上的污渍；您看看，这是全国人民写来的千万封信，大家有这么多话要说给您听！您看呐，成千上万的青年抱着鲜花向您拥来；您看呐，大地回春，冰雪融化了。祖国的千山万岭回响着人民呼唤您的声音，您忍辱含愤的英灵终可得到安慰了吧！

 

爸爸呀，您那不安的灵魂快快回到您雪白的骨灰里来吧！让我们按照您在任国家主席时的托付，按照您在最艰难时的遗嘱，把您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海里，撒到世界的大洋上，融化在解冻的春水之中，您一生的奋斗和心血已变成世界上最为宝贵的财富，永存在世间。

 

爸爸呀，亲爱的爸爸，您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人民并没有忘记您，也为了您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爸爸呀，您曾为了我们党而抛弃了个人的一切；党没有遗弃您，为了您的昭雪，奋力呐喊，不惜一切代价。今天党和人民又把那应得的光荣还给了您，对于您来说，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作者注：本文是应《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1980年4月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