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著功勋彪炳春秋——为少奇同志百周年诞辰而作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几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８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追忆同他亲密共事的岁月。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他的怀念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日久弥深。尤其是每当想起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折磨，心中总是难以平静。今年是他的诞辰１００周年，我虽在病中，仍勉力写出这篇怀念他的文章。这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
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史册，是党的历史上一座丰碑。这是全党在经历了２０多年艰苦探索后作出的正确选择，同时也凝聚着少奇同志的心血。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转折。当时，毛泽东同志从纠正“左”倾军事路线入手，把党和红军的工作逐步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在白区工作中，“左”倾错误仍严重地存在着，这同正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很不适应，亟需根本改变。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前往平津指导北方局工作。他是长征后第一个被派往白区主持工作的政治局成员。当时有人非常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少奇同志坦然地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少奇同志到那里后，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新路线，深刻批判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有力地推进了华北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国热潮。
少奇同志习惯于对当前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他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必须从总体上转变过去的“左”的传统，才能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为此，他连续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写信，要求清理１０年内战时期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他尖锐地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白区工作中机械服从和照抄国际原则指示给党造成的损害，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重要根源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他的这些看法，同毛泽东这时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要解决党内思想方法问题，是完全一致的。
这年５月，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讨论少奇同志提出的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系统地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１０年来在党内有着根深蒂固影响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提出在党内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少奇同志尖锐鲜明的意见，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甚至指着少奇同志的鼻子说他是“老右”。会上反对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少奇同志受到很大压力。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由政治局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这时，毛泽东同志站出来支持少奇同志。他肯定少奇同志的报告是基本正确的，称赞少奇同志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这对把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进一步转变到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起了重要作用。
少奇同志在北方的一年多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大大推进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取得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的成绩，受到中央的赞扬，为抗战爆发后党和八路军在华北坚持独立抗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还有他以前在白区工作中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郑重指出：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少奇同志思想敏锐，具有驾驭革命形势和把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抗战初期，我在华北同他朝夕相处，对这一点有着很深的感受。
卢沟桥事变后，少奇从延安赶往太原，重建北方局领导机构。几天后，我也受中央委派从陕北前往太原，协助少奇同志工作，亲身经历了华北军民在他领导下开展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他自觉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果断地实行从国内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指导华北各级党组织适时地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把“一二·九”运动以来在白区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分布到各地农村，有力地配合八路军，建立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发展壮大了党和八路军的力量，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和方针的正确。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党内出现分歧意见比较大的一次会议。会上，少奇在华北坚持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受到王明和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一面吸取这些意见中某些有益的内容，一面仍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经过统一战线去直接动员和领导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坚持敌后抗战。少奇同志的这些主张和在华北敌后工作中的成就，在以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和与会同志的赞扬。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由于少奇同志在领导华北抗日工作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会任命他为中原局书记，转往华中去发展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战初期发展得相对薄弱，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迫切需要在这个地区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这已成为当时抗战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少奇同志又一次肩负中央重托，深入“虎穴”。他南下时，我们同行到河南的渑池才分手。临别时，少奇根据一路上所观察到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加紧磨擦的新形势，对我和彭德怀同志谈了如何巩固华北的意见，提醒我们要注意的种种问题，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崇高品格。
少奇同志到华中后，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总结王明右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分析华中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统一党内思想，明确制定了向苏北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日工作的新局面。他最早向中央提出派八路军一部从华北南下的建议，并和陈毅等同志一起，组织实施建立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行动，奠定了以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基础。
皖南事变爆发后，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四一二政变的重演，中央也考虑过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实行反攻。少奇同志保持了非常冷静的态度，先后向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和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的远见卓识。以后，他又主持建立华中局，召开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建军会议，批判项英的错误，提出加强党性教育、建立一个好的党和一支铁军的响亮口号。少奇同志的这些决策，像中流砥柱那样，一扫皖南事变后少数同志中茫然若失的情绪，大振了军威，大鼓了士气，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敌友我的复杂斗争中，坚强地站稳了脚跟，出色地完成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少奇同志的这些丰功伟绩，受到全党的赞誉。１９４３年春，他应召返回延安，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和中央书记处的三位成员之一。在这次组织调整中，中央成立了宣传和组织两个委员会，分别管理中央的各个职能部门。毛泽东分管宣传委员会，少奇分管组织委员会。少奇同志提名我为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和秘书。这样，我们又一次相处共事，亲自看到他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所做的许多工作。尤其是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七大新党章报告，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对统一全党思想，夺取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后，少奇同志的才能得到长足发挥。从参与筹划新中国的建立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毛泽东正精心指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新中国犹如喷薄欲出的朝日即将升起在东方。探索新中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成为党的议事日程上的迫切任务。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刘少奇。少奇一边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一边用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论著。我这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少奇同志接触频繁，他不时也同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他说：经济建设对我们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
在这年９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少奇同志提出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系统构想。他从中国经济落后、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１０％―２０％的实际国情出发，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不能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肯定了少奇的这些意见，称赞少奇分析得具体，很好。他委托少奇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草拟文件，准备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少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进行研究，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想法，为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蓝图提供了基础。
少奇同志身上有着一股执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在９月政治局会议前后提出的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基本原则；但他不是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原则和单纯执行上级指示；而是注重实际，善于从总结实践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用来发展理论。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天津之行，是这方面的重要实例。
天津在１９４９年初解放后，生产恢复比较缓慢。由于绝大多数干部刚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很容易把在农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那套做法不加区别地带到城市中来，出现许多分厂、分店和工人工资提得过高的“左”倾偏向，民族资本家对党的城市政策出现疑虑。影响所及，许多即将解放的城市出现大量资金外流的现象。当时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夺取全国政权和新生政权能否巩固的问题。４月中旬，少奇同志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派，去天津解决那里的问题。他到天津后，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坚持以发展国营经济为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又鼓励私营工商业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得到发展。这对解除民族资本家的思想顾虑，防止解放初期城市接管工作中“左”的倾向蔓延，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天津之行，使少奇加深了对新中国经济落后现状的了解。他确信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时间最少十年，多则几十年。他主张，这个阶段内在一般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要使近代工业发展到占整个国民经济的４０％―５０％之后，再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此，他在建国初期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任务。但是，开国之初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的形势，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迅速增长，以及部分资本家在发展经济中的不法行为，使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改变了原有的设想，提出在１５年内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少奇同意了这个意见，但在以后十几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应该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
八大，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的党的政治路线和建设总方针，是党中央集体努力的结果，也与少奇同志注重实际、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努力分不开。按照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愿望，八大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由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时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已经出现急躁冒进的偏差。为了替召开八大作准备，少奇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下旬开始，先后约请国务院３０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这一工作也引起毛泽东的研究兴趣，成为党在建国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调查研究活动，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经济规律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同时，在少奇同志主持下，政治局制定了“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开好八大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下，八大开得非常成功。那时，小平同志负责总的会务，我也多次召开各部门秘书长会议，讨论选举八大代表和有关会务工作，目睹了少奇同志负责主持起草八大报告的紧张工作。他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连轴转，一个部分写完后，随即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并经政治局反复讨论。在这一报告中，少奇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政治状况，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肯定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党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就是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八大路线。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在八大路线指导下，国民经济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惜，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很快又改变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批判少奇和恩来、陈云在八大前提出的反冒进，使八大提出的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但少奇同志仍尽可能地坚持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庐山会议错误地掀起批判彭德怀高潮时，少奇虽然也参加了批判，但他请人向毛泽东建议：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意见没有能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结果，批彭文件层层传达，全国各级组织到处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鼓干劲，继续跃进，给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进一步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三年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越趋严重。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共产党人，使许多人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在１９６１年初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少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身体力行，先后在湖南农村和东北林区进行了两次深入调查，直接到基层去，倾听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这对少奇掌握下情、带领全党克服三年经济困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两次调查活动，前后共持续两个多月，在建国后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是非常突出的。我深深地为他这种工作作风所感动。他像过去在苏区工作时那样，住在生产队养猪场破旧的空房里，睡门板，铺禾草，扎在农村４０多天，鼓励人们讲真话，深入了解这几年来工作的实际情况。这种直接下到最基层的调查，使少奇充分了解了农村形势的严重性。７月，他又冒着酷暑和雨季的泥泞，前往国家领导人很少去的大小兴安岭林区视察。在这一期间内，为了使少奇能够及时掌握面上的情况，我经常派人给他送去有关材料和文件。
在全党各级领导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逐步加深了对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陆续制定出工农业和科技、高教等方面的各种管理条例，逐步解决各行各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１９６２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这个会议对克服共和国面对的困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对少奇同志以后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却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这次大会上，中央系统地总结这几年犯错误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失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主动承担了责任。１月２７日，少奇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发给与会人员讨论。毛泽东建议少奇，在大会上不要再念稿子了，想讲什么，强调什么，就讲一讲。于是，少奇即席讲话。他感情真切，深为这几年没有做好工作而感到内疚。他引用调查时听到的农民语言，认为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成绩的估计，不能到处套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有部分地区是这样；但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他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少奇同志这种尖锐坦诚的讲话，震动了出席会议的代表，许多干部觉得少奇的讲话“过瘾”，讲到了问题的症结。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对少奇的这一讲话很不满意。会后，少奇又同恩来、小平一起，召开西楼会议，支持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大刀阔斧地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调整工作收到明显成效，财政收支重新实现平衡，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到１９６４年，已超额完成原定的经济发展计划；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年，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有人评论说，这５年调整是建国以后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其中倾注了少奇多少心血。由于他当时主持着一线工作，他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和大胆探索。少奇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５０年代中期，他对如何搞活经济，消除苏联僵化经济体制带来的影响，纠正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过快过急而产生的弊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６０年代，少奇又领导中央有关部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改革物资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强调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难能可贵的是，他那时提出的问题，不少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实践为三中全会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三
少奇同志是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著名理论家。他一生勤于实践，勤奋写作，留下了近５００万字的著作。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著作。他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的专家。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非常注重党的建设，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大建树。
少奇同志对党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贡献。马恩列斯时代，包括我党的领袖毛泽东，所解决的主要是党的纲领和路线问题。但路线决定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的矛盾，这是少奇对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新贡献。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书于１９３９年。它的思想的源头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少奇同我和张浩等为全会起草党内民主集中制法规时。那以后，少奇多次在党内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以后出版成书，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影响历时几十年而经久不衰。少奇在这本书中，根据自己从多年严酷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党内生活经验，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论述了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这对抗战爆发后参加党组织的大批新党员有很大启发，满足了他们要求进步的渴望。毛泽东多次称赞这本书“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本很有益的书。在延安整风中，这本书又被毛泽东选定为干部整风必读文件，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它，用来对照检查自己，从而哺育了整整一代的共产党人。今天，在新形势下亟需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时，也不失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好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改变了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严峻任务。少奇同志由于一直分管党的工作，对解决执政党的建设这一问题又做了很大努力，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
１９５１年初，在建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党的党员已从３１０万猛增到５８０万人，这种迅猛发展的形势中难免会鱼龙混杂。老党员在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也面对许多新的问题。为了使党能够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少奇同志主持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工作。他针对当时党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口号，亲自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这比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的标准大大前进一步，保证了建国初期党的建设的健康发展。
１９５６年八大结束不久，少奇同志应苏共中央邀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出现的问题，引起少奇深深的思索。回国后不久，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少奇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特别要注意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东欧这些国家有这个问题，苏联的情形也不那么很好。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因此，要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对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限制，要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要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监督政府，报纸如何进行监督，党委和党代表大会如何进行监督，还有党内的纪律等等。他提出这些方面的许多具体办法。重温少奇同志４０多年前提出的许多主张，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仍然闪耀着真理的熠熠光辉。
执政党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民主集中制建设。只有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国家社会的民主生活才能健全。少奇积一生之经验，对这一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对此做了深刻的总结。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领导干部中的不民主作风普遍发展，最终导致了“大跃进”的重大失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民主集中制问题后，少奇对它作了系统论述。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讲民主的亏，不调查研究，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受到很大削弱，这是这几年工作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他由此提出了加强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许多措施。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反而越来越不正常，直到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的发生。
人非圣贤，敦能无过。少奇同志也有他的缺点错误，他有时为了旗帜鲜明地说明某一个问题，也会说出某些过火的话来。但他始终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没有丝毫个人的私心杂念。他一生光明磊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地实践了自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提出的原则。但在晚年，他却遭到了极端不公正的待遇。竟然把对待阶级敌人的手段用到他的身上，把极端的污蔑、最恶毒的攻击和一切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铸成党和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生前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由他的战友们继承并开创了新的局面。他的夙愿正在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他提出的许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主张今天已在实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繁荣富强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将光照日月，永垂青史。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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