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准备时期
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决定我到华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当时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此时党的“八一宣言”〔150〕及“十二月决议”〔20〕都发表了，但苏维埃区域〔AA〕、红军同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完全隔绝的。
当时华北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本部进攻。一九三五年发生了“华北事变”〔151〕，“何梅协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军从河北撤退，并成立了宋哲元〔152〕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造成了华北的特殊化。华北处于危急之中，保卫华北、保卫中国的任务非常迫切。
和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反日大示威〔153〕以后，学生反日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小城市，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来潮。但是，当时国民党〔5〕与共产党仍然处于尖锐对抗的形势中，因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顿时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呼声。
第三，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赞成，但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国民党虽然继续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政策，继续进攻红军与捕杀共产党员，但亦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总起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挽救危亡的总方针，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也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当时我们党在华北的组织情况又是怎样呢？
从大革命〔30〕失败以后，经过了九年的反动时期，现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些什么呢？我们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如果说在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54〕统治苏区和红军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在遵义会议〔155〕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的话，那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组织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还没有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白区党的组织早就被这种路线统治了。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白区党组织中的这种路线还没有被克服。虽然在“六大”〔156〕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组织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过〔31〕，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特别是在思想体系及群众斗争策略、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等方面，没有被彻底纠正过来。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情况下，华北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是怎样根据情况来提出任务与决定方针的呢？
除开动员群众并动员各方面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当时全党的总口号）而斗争外，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势力，有效地准备自己与准备群众，就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根据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特别在学生、知识界中）革命运动的来潮时期之具体情况，提出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必须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在青年、军队及一切群众中进行顽强的工作，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这样，才能团结华北一切抗日势力，进而推动全国的团结和准备抗日。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的任务与工作方针。
当时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努力工作了的。
我们在华北以至在全中国广泛地传布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以党中央委托北方局的名义发表了新的宣言〔157〕，并以陶尚行的名义发表了给《自由评论》（国家社会党机关报）的一封公开信，答复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158〕，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还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布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为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还做了许多具体的联络工作，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同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坏的回答。我们还通过某方面的关系和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某种非正式的接洽。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号召群众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抗日救国运动更深入更广泛了。我们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159〕，进行政治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的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和投降分子。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并由华北这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通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民先队〔68〕等组织，出版了几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和许多小册子，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这些就是当时群众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在当时一般还是秘密的。但群众的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把统治者的严格限制多少冲破了一些。许多救国团体是半公开的，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厅登记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书籍则没有登记亦可在许多地方公开发行。依照新的情况，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需要给以重新配合。我们大体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联系，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的群众中，因此在这些活动中党的秘密组织的破坏还不大，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城市及乡村中略有发展。还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则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以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有他们的支部。
要准备抗日战争，没有军队的参加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二）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安事变〔48〕的时候，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且在党员及左倾人士中进行了深入耐心的解释工作，说服了他们。
在进行上述这些工作之前及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党内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内的指导刊物《火线》〔160〕在这一年多内出版了四五十期，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161〕等文章，从原则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又在一切具体工作与斗争中来彻底粉碎这种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的学生因郭清之死举行的“抬棺游行”（郭清是为爱国被捕死在狱中的学生），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他们不听学校当局的劝告，不接受学校当局向官厅交涉抚恤及合法的追悼郭清的方式，而是秘密地、突然地推倒学校的墙壁，抬着郭清的棺材到马路上去游行，致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这是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行动。我们批评了这次行动的错误，并且责令我们的党员进行许多善后工作，向学校当局进行了解释及道歉等，挽救了当时的危险形势。
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在同党内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及工作积极性，因此，逐步地巩固了群众运动的来潮，使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救国会、民先队的周围。北平的国民党教授及其他国民党员为了分裂北平学生运动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学生会（新学联）时，只有极少数的分子参加。在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党内只有个别的分子不赞成，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
以上就是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之后，华北的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与工作大大加强了，还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及中学都加入了平津学生会。各方面人士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少了，都愿意与党来往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也有扩大和发展。党已深入在群众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运动来潮的影响，另方面是由于在华北党内克服了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结果。
这些成绩，为党与八路军〔56〕在华北抗战创造了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与发展条件。
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呢？
这个时期我们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开在唐山及个别的铁路与工厂中有很小的组织外，在许多企业中没有什么组织，党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响亦很小。当时学生群众的救国运动，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来，还没有较为广大的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救国运动。这是由于：（一）当时的政府及工厂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与限制特别严重；（二）从很久以来，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就受到无数次的破坏（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还有一次相当大的破坏，企业中的党员及与党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使党与工人群众的组织联系几乎断绝，党内做职工运动的干部亦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党必须重新训练干部才能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三）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人中的工作注意不够，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派遣必要的干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
当时，中央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路线，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这使华北党组织克服左倾路线的斗争遇到了困难，并在党内发生了纠纷。当不少同志提出过去的领导路线是否错误的问题并要求答复的时候，我们的答复却不能不是含糊的。这就给了当时个别留恋左倾路线的负责人以间隙，使他们乘着这个间隙来反对正确的领导。不久以后，中央召集白区党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苏区党代表会议一起召集），我和华北的代表来到延安开会。就在这时候，反对者在党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影响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在一起，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因而使得这个白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虽在不久以后抗战就爆发了，华北的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完全改变了，但是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这也成为当时华北党的工作中一个严重的缺点。
这就是抗战准备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和经验。
二 抗战初期
芦沟桥事变〔54〕发生以后，党中央估计到日寇要占领平津。平津危急。于是就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土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号召群众与军队紧急行动。
平津失守后，华北及全国抗战的形势还没有确定。根据过去“一二八”〔22〕抗战、冀东抗战〔162〕及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经验，国民党可能再来一个什么停战协定，还有妥协的可能。这时我们的方针，是采取一切办法推动全国抗战，反对丧权辱国的和平妥协。
因为平津被日寇占领，我们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但在撤退过程中，有个别负责同志反对撤退，利用撤退时某些人的慌乱现象，在党内外提出了“反对逃跑”的口号。他们命令党员及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地延迟了这种撤退的行动。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这些同志的意见与行动无疑是错误的。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撤退。如果在此时党不去组织撤退，那只能是帮助敌人。
日寇占领平津后，即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收复平津的可能性暂时丧失，全国抗战的形势也已经确定，国共宣布合作〔163〕，共产党已有半公开及公开的合法地位。这时候，我们决定了如下的方针：
第一，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
第二，在冀东（这里是在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冀东的同志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当八路军宋时轮〔164〕支队进入冀东行动时，英勇地发动了冀东人民的大起义。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是到后来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
第三，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此时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是战地动员委员会〔73〕（有一些地方是救国会）。这种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
第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应动员工人、职员能迁移者，迅速迁移；不能迁移者，准备和组织在失守以后的对敌斗争。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以上就是我们在太原失守以前的行动路线。
在抗战之初，我们就估计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
在估计了上述的可能情况之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方针：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十数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八路军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与方针。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书面决定〔165〕，再次确定了这一方针。但当时有少数同志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华北也许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此，他们就觉得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至于在华北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那更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的方针是什么呢？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他们认为敌人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很明白，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当时否决与批评了这些意见。
到太原危急的时候，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太原是当时华北最后一个还没有失守的大城市，太原失守后，在华北进行正规战争的条件一般地就失掉了，不能组织相当固定的战线，只能以游击战争的形式来坚持华北的抗战。这时，我们就在党内确定地指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
这时候中央也指示我们说，我党我军在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华北情况下，是完全正确完全需要的。
当时，群情慌急，不知所从。党内也有少数党员表示了这种情绪。我们禁止党员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说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继续同敌人打，怎样打法？谁个打？是否能打胜？这些都是在一般群众及许多党员的思想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采取了许多实际办法，在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关于游击队的组织问题；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关于干部问题；关于游击队作战区域问题等。
我们特别告诉群众说：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在太原失守的前后，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八路军的胜利与良好的纪律，党与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党已一般地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党与群众运动，华北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到处都有大发展之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这时候，一方面是旧统治阶级的退却逃跑，张皇失措，和汉奸的粉墨登场；另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愤激和他们的武装抗战的决心，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当时我们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办法：
第一，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卒业的训练班，把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
第二，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员尽可能地分派下去，连技术人员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动员了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党员，大批学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乡去组织游击队，回到自己家乡去组织游击队。如果他们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无法指挥时，就交给八路军指挥。
第四，召集一些可能召集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告诉他们工作方法，检查他们的工作，交给他们任务，使我们各地方的工作人员能够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负当前的任务。
第五，大量发展党员，并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各地方的党部，首先建立各县的县委或地委，然后再来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因为我们从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上述各种问题，所以全党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计划去进行工作，去应付激烈变化着的环境。所以，我们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许多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太原失守后不久就成立了。在客观形势的飞跃发展中，我们的工作也飞跃发展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后来，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退走，并抛弃了很多武器资材。河北、察哈尔〔166〕两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的县长、专员都逃走了，山东韩复榘〔167〕的省政府和县政府人员及其军队也逃走了，山西的旧派也大多数逃走了，而山西进步的新派就大为活跃起来。华北人民正决心准备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时候，八路军部队和大批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华北敌后，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密切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党员和八路军、积极的抗日分子，拾起国民党军队所抛弃的武器资材，到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一时，在广大沦陷区中，我党的、其他党派的与无党派的游击队，共有数百个。而这些游击队大都与八路军有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加入了八路军。这样八路军在敌后就得到迅速的扩大，许多新的支队编制起来了。八路军就成为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在旧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国之后，我们委任了许多新的县长、专员，并在各战略区经过民主方式成立了行政公署或边区〔64〕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许多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人心逐渐安定，人民自卫军、民众运动都大大发展起来。党的组织亦有十多倍的发展。单以华北范围来说，我们的党已成为领导抗战的最大的政党了。
敌人在占领太原以后的四五个月中，没有继续向山西南部进攻，这给了我们从容布置敌后工作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决定在敌后采取可能的国家政权的斗争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与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区、军分区），颁布各种地方法令，征集物资、粮食，镇压汉奸等。我们还决定了根据地中党的公开及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论党、政、军、民及其他组织，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首先成立领导机关，然后建立下层组织。在革命高涨时期，领导机关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充实下层。因为一切都在飞跃中，时间是很宝贵的，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我们在“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直接产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扩大八路军，以及党的公开等。由于我们及时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新的口号去代替旧的口号，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去代替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把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相互结合起来，因此，就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地布置开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关于策略的具体指导。
华北人民的革命运动，华北的党组织，在上述策略指导之下，大踏步地前进了。仅仅几个月，华北大部地区就完成了这样几个大转变：统治华北的腐败的旧政权，在敌人进攻下几乎是完全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敌人的傀儡政权——汉奸政权；随即又由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抗日游击运动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的大发展，在华北广大的乡村中，摧毁了敌人的傀儡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仅仅几个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抗战中失败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密切结合的人民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抗战中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大大超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所给予敌人的打击。这种伟大坚强的游击战争，将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将在敌人面前证明：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很明白，象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在策略的指导上，最复杂、最需要冷静地思索与处理的问题，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翻了筋斗。我们采用了这样两种斗争形式：第一种，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地区，建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91〕，进行抗战，然后请求国民政府批准（但国民政府不批准也就算了）。这主要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种，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74〕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种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
关于山西新派发展的具体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山西的阎锡山〔168〕在绥远事变〔169〕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170〕），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新派就更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了。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有些地方，特别是那些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因为长期习惯于秘密工作，在形势突然转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不会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仍然照过去一样，一点一滴地去进行工作，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群众团体的会员和党员，只进行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满足于几个党员与几十个会员的增加，满足于局部经济政治斗争的微小成绩。他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因此，他们就不能不远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这种毛病，很久以后才逐渐纠正。
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说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如果又轻轻把它放过，不利用这种时机迅速前进，那就等于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他们在特别有利的时候，不知道以我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的抗日势力与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来领导敌后的抗战。他们不懂得国家政权在革命斗争中极其重大的意义，而等闲视之，弃若敝屣。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方，当着旧政权人员逃走，汉奸政权又被我们推翻很久以后，还不独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专员，不知道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当地是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让那种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他们似乎觉得我党无权利站在抗战的领导地位，无权利站在统一战线及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无权利建立当地抗日政府及委任县长、专员等，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全体抗日人民也无这种权利，唯一有这种权利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恢复那里的“一党专政”，然后他们再给以拥护。甚至当这些“一党专政”者转眼无情，不独不报答他们拥护的善意，而且要驱逐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这些同志的错误观点，使山东丧失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并还将下面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也取消了。这些错误，给我们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错误，在华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
第三，有一些同志犯了过左的错误。在筹措部队的给养时，没有严格遵守统一战线的政策，过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负担。在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非党的外围武装，对编余干部的处理简单粗糙。在群众运动中，有些地方对于流氓分子的破坏性注意得不够，因而造成某些乱捕人、乱杀人、乱筹给养的现象，引起社会上的严重不安。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伕”的错误，引进了一些坏人及落后分子。这些错误现象的纠正，在许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地方在纠正这些过左错误的过程中，又不适当地打击了群众和下层干部，向他们泼冷水，因而引起群众情绪的低落和下层干部的消极，反动分子乘机反叛反攻。 第四，当时北方局与八路军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政策、个别工作上还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最初我们对于地主，对于汉奸，在政策上有些过分的规定，虽在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就纠正了，但下面很久还没有完全纠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党内及军队内曾受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71〕这一口号的影响，许多地方不敢放手发展。这个错误，我们不久以后也自己纠正了。再其次，这个时期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帮助解决问题，有许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党的干部中，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中解释清楚。八路军部队向河北平原及山东深入的时间，也稍为迟了一些。这些缺点，都多少影响到当时的工作。
这就是抗战初期，也就是我们在华北发展时期的工作经验。
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初期
抗战初期，华中党的工作是由长江局指导的。在长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172〕同志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指导华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会〔173〕决定成立中原局，并派我到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而长江以南及新四军〔122〕军部的工作，还是由东南局负责指导。皖南事变〔174〕后，才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因此，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见，只是我到华中以后，就下层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来加以检讨的，所以还不是全面的。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也是值得商讨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华中的工作，只是长江局指导范围以内一部分的工作任务。我在下面所要说的，也只是华中范围以内的工作，而不涉及其他部分。
抗战以前，党在华中的组织基础怎样呢？
一般说来，党在华中的基础比华北更弱，除开南方各省及大别山有不大的游击队之外，只在上海、汉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党的很小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大半是新建立的。但是，由于民族革命的来潮和党的工作，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各大小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都有党的各式各样的广大的同情者。
在抗战开始以后，武汉失守以前，是华中情况激烈变化着的时期。当时，华中情况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日寇向华中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汉口、杭州、九江、徐州、安庆等城市及华中广大地区，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国共合作已宣布成立，我党已取得暂时的合法与半合法地位，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第三，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
第四，在敌人进攻下，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部分溃散，遗弃大批武器弹药，敌后地区的旧政府纷纷撤退，秩序混乱，土匪纷起，人民恐慌愤激。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应将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的乡村工作上，以便在国民党军队退却之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
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如何决定行动路线，我不知道。据说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只提出了：发展各地方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阻止敌人进攻，求得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等任务。而对于准备与组织敌人后方和前线的游击战争，敌后乡村中的工作及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则根本没有提出来。据说当时曾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受到领导机关的反对，说这些同志太重视游击战争了，说敌人是要用机械化师团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当时华中党的行动路线，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华中党在这一伟大抗战高潮时期内，是有成绩的，主要是：第一，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帮助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出版了《新华日报》〔175〕及其他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不大地发展了新四军，在个别敌后地区组织了党所领导的几个小的游击队，但这些游击队都是用友军的番号。
除开这些成绩外，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
第一，是不了解芦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在新形势下仍然以非武装的、部分的群众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发生不了什么重大作用。没有注意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组织地独立自主地去参加抗战，而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结果国民党拒绝我们的帮助，并限制和禁止群众的反日运动时，我们自然就一无所有。
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的时候，组织党员与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后方退，而不是到敌后的乡村拾起枪来独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后，附近没有我们的游击队，倒有国民党的及土匪的游击队（我们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游击队是武汉失守以后很久才去组织的）。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
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势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估计日本不至于打到武汉来，或者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阻止敌人前进，中国可以速胜，可以很快就驱逐敌人出境。因而他们认为没有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必要。因而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不了解我们在抗战中（至少是抗日初期与中期）只有在基本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去参加抗战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
在举国一致的抗战中，说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看不见武装斗争，那是不对的。他们看到了战争，也懂得“战争解决一切、一切服从战争”的道理，但他们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不具体了解敌人是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由于敌人是异民族，并且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无法完全控制敌后广大的占领区。又由于中国旧的统治者的腐败，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溃。只有在这种估计下，并从这些具体条件出发，才可能确立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当时在华中的负责同志并不这样估计，并不承认这些具体条件的存在，认为中国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就阻止敌人深入内地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确立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的方针，而集中力量于如何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如何保住武汉，如何很快地把敌人打退，收复沦陷区；而不集中力量于准备与布置敌人向内地推进以后的工作、武汉失守以后的工作、沦陷区不能很快收复时的工作，从而就丧失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
其实，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在华中大部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是独立自主地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其他一切工作（如民运、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游击战争的。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谈。当时我们在华中并没有一个正规军队，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还在国民党指挥下，武汉及其他地方的群众又没有自己起来直接保卫武汉的实力，而我们要在武汉附近及其他敌后准备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又是禁止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除开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以及与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其他一切工作）外，还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呢？这时如果我们不搞游击战争，而要搞正规战争，搞保卫武汉的正规战争，那我们除开向国民党建议，督促与帮助国民党而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但国民党不听我们的建议，拒绝我们的督促和帮助。我们的建议、督促和帮助，都只能是空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抗战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正规战，也只有正规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与驱逐敌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当采取正规战的方式和敌人作战，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将来能够和敌人进行正规战的一切条件，这些都是无需说明的。但是，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出发，是不能采取正规战去参加抗战的，特别在华中更无这种可能。而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又完全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因此只有进行游击战才是正确的方针。然而，当时华中的领导机关对于这种又重要又可能的游击战争不去搞，轻视它，主观地缩小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强调正规战，把自己的工作方针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规战上。结果就只有去依赖国民党，将就国民党，幻想在国民党允许之下，成立若干归我们领导的机械化师团去进行正规战，或者幻想国民党能够允许我们参加他们的军事、政治领导（即所谓共同领导）。这就要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走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造成上述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他们不是在敌人大举进攻下采用一切办法造成一种形势去逼迫（同时也实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让步）大资产阶级与我党合作抗日，而是采用单纯让步的办法和在行动上严格限制自己的办法，去企图求得大资产阶级诚心善意的合作。因此，他们就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和允许之外去行事，不敢采取有组织的独立自主的方式去参加抗战，不敢在可能条件下组织一定独立的战线与战区去抗战，不敢组织自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敢用共产党的名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不敢收编那些愿意受我们编制与领导的抗日部队，甚至不敢拾起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枪枝，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团结一切抗日阶层与抗日势力，建立在自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在国民党采用各种办法来限制我们及向新四军部队实行无理磨擦和进攻时，也不敢采用坚决自卫的斗争方针，而只是一味地让步。因此，就不能不丧失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就不能不助长大资产阶级敢于向我们进攻的嚣张气焰，就不能不脱离广大的中间阶层，而陷自己于严重孤立和危险的境地。
他们不知道，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是在一种特殊形势下的合作。大资产阶级最初就不是诚心诚意与我们合作，而是要在合作过程中来限制、削弱与瓦解我们。所以，在这种合作中，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利用与设法造成一种客观形势去逼迫对方，才能使这种合作继续保持与巩固。为此，首先就必须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以外去发展进步势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必须超过大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利用一切时机去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根据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坚决进行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情势，使大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反对我们，不敢破坏合作，并不得不继续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果只采取让步的办法去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这一点，不独有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华中当时与后来的事实也是完全证明了的。然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不懂得这条道理，所以走了错误的道路。
第四，不能不说到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华中工作是有很多正确指示的，华北敌后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广大发展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道的。然而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在华北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经验，而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在工作中造成这样不美妙的结果。
抗战开始以后，党中央关于政治、军事及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很明确的，有历次决议、决定与指示，并在徐州失守后特别对华中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以后对东南局及皖南新四军军部又有许多严峻而明确的指示。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拒绝了，他们坚持着自己的错误方针，这不仅仅是方针上的错误，而且是组织纪律上的严重错误，表现了这些同志党性的不纯。他们强调华中一些个别的特点，说华中没有八路军，华中敌后大部分是湖沼地带、水网地带及平原，华中没有军事干部，华中的国民党与华北不同等，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中央的指示。很明白，他们夸大了华中的一些局部现象的特点，并根据这些局部现象来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此外，他们对于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不够，害怕到敌后去活动，对敌后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也是他们放弃敌后工作的原因之一。
很明白，如果他们的组织观念是强的，遵守纪律的精神是好的，党性是纯洁的，如果他们尊重与细心研究并执行中央的指示，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那末他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造成这样不好的结果。
以上这些，我认为就是造成这时期内华中敌后工作特别薄弱以及其他缺点的重要原因。
二 发展时期
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然而在这时，发展华中最好的时机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
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因此，当时我们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东的广大敌后地区。如果我们能早将中心移到津浦路附近，那我们就会多做很多事情。以后我又回延安开会，整整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虽然李先念〔176〕已经初步发展了武汉附近的游击战争，彭雪枫〔177〕、吴芝圃〔178〕发展了豫东的游击战争，而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那里的同志仍在东南局原来路线的影响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但这时，时机更晚了一些，条件更困难了些。
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它企图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所以它对共产党主要是采取麻痹政策与特务政策。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严格限制与打击共产党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79〕等。从这时候起，国共之间的磨擦，就在各地逐渐发生。又因日寇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而加紧其政治上的诱降活动，国际上又有远东慕尼黑〔180〕的新阴谋，以及我党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一些恐惧。因此，就使得国内形势逆转，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险空前严重起来。汪精卫〔14〕投降，亲日派活跃，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开始出现，华北敌后不断发生武装磨擦，华中国民党顽固派亦节节向我进攻，强令我江北部队南调，武装磨擦亦开始发生。此时，我党在华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装力量，有被亲日派反共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在国民党地区，我党和进步的群众组织，则受到压迫与摧残，已经开始了民众运动的退潮。因此，我们在华中的工作条件就更困难了。
这时，华中敌后地区的情况也和武汉失守时有了根本的不同。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惶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这样国民党就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一些秩序，江北自发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已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但在后来又大部投敌当伪军），而我们在敌后则很孤立。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办，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揭破日寇的诱降与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我们的行动方针是：（一）在国民党地区，根据运动的退潮情况，适当防御与退却，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隐蔽精干，已经公开及半公开的干部党员，采取某种可能的向国民党抗议的方式撤退。（二）在敌后地区，则准备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不依靠国民党发饷和弹药），准备全国性的及地方性的突然事变，准备实行自卫，克服当前的危险，准备在可能的地区建立一些根据地，并相机挽救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的损失。
我们当时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以后的正确路线和我们的行动方针，在党的干部会上报告了目前严重的形势，指出了我们面临着的危险及华中党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全体干部的精神为之大振，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是出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的周围，并为新的任务努力工作。这就在精神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并准备了群众，为克服当前的困难，为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而坚决斗争到底。很明白，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没有这种准备，没有这种明确的方针与坚决斗争的意志，要克服当时的危险是不可能的，当然更说不上创造华中敌后的新局面了。
我们工作的发展获得了超出我们希望以外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正确方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反共顽固派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反共顽固派在一九三九年发动反共高潮〔181〕，向我华北八路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在我华北党坚决自卫方针指导下，八路军与广大人民坚决斗争，击败了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停止进攻。然而顽固派并没有死心。他们以为华中我军力量薄弱，过去又有退让政策，很好欺负，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82〕可以有把握地消灭或驱逐我军，因而就毫无顾忌地向华中我军进攻。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反共顽固派多次的武装进攻，使我们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团结一致与之拚命。在坚决的自卫斗争中，我们的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理直气壮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大多数地方士绅都是同情我们的，有很多人参加了我们的自卫斗争，包括江苏八十四岁的老耆绅，过去做过两任省长的韩国钧〔183〕先生，都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同情我们方面，指责反共顽固派。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执行了正确的策略，严格遵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我军的士兵、广大的人民群众、士绅以至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都亲眼看到：我们是自卫的，是有理的，是迫不得已的；而反共顽固派是进攻我们的，是无理的，是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到了条件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即向进攻我之反共顽固派实行坚决的猛烈的反击。在反击之后，我们又进行充分的解释（对自己的士兵、对人民群众、对士绅、对俘虏、对友军、对反共顽固派都进行了解释），释放俘虏官兵，医治对方伤员，并请士绅到对方提出和平条件，说明我们是不愿意自相残杀而放过日寇的。这样我们就争取到了广大的同情者和后备军，而反共顽固派则是孤立的，内部是极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华中的武装力量虽然很小，反共顽固派指挥下的武装虽有二十余万人枪，但在无数次的磨擦斗争中，反共派没有得到重要的胜利，而我们则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反共派的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样，我们在华中不独渡过了危险关头，而且打开了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局面。我们华中的力量，在一年多的反磨擦斗争中没有削弱，而且发展了。反共顽固派在敌后的二十余万武装，则在磨擦中引起了内部的瓦解——叛变投敌、逃跑，加上战斗中的伤亡，所剩无几。大敌当前，他们无理进攻自家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们则“因祸得福”，感谢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我们在华中的武装部队很少，但在一定地区有局部的优势，可能独立自主地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三民主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抗战、保卫家乡、改善人民生活等。这样，群众拥护我们，而反共顽固派就嫉妒与痛恨我们，并找借口武装进攻我们。然而群众是明白的，许多群众说：“他们自己不实行三民主义，还要反对人家来实行，真是没有道理！”他们师出无名，其气不壮，在群众中孤立，内部不团结。在这种时候，我们停止了退让，实行了坚决的武装自卫和反击。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们胜利的基本原因。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了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大敌当前犯进攻“自家人”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反共顽固派武装进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独是在对日武装斗争中，同时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在对顽的反磨擦武装斗争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我们的胜利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皖南的负责同志与新四军军部，就犯了这后一方面的错误，他们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114〕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在中央的屡次指示之下改正自己的错误，一直坚持错误到底，最后又在军事行动上犯了错误。结果就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谁个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
反共顽固派的失败，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每次磨擦之后，我们都向他们提议和平，要求他们停止武装进攻，一切问题用商谈来解决，然而他们完全拒绝。我们在二次黄桥战斗〔184〕之后，答应让出盐城、东台及其他地区的防地，放还俘虏的师、旅、团长三十余人，退还缴获的武器等条件；请韩国钧先生到韩德勤〔185〕那里去谈判，要他们停止对我们继续进攻，然而他们还是拒绝了。弄得韩国钧先生也气愤地对我们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顽固派除开抱怨他们自己以外，还能抱怨谁呢？
由于顽固派不顾大局，在华中进行了一年多激烈的武装磨擦，我们虽然基本上胜利了，但牺牲是重大的。尤其以皖南事变中的损失为最大。同时日伪也乘机利用这种磨擦来加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与掠夺，因而使敌后抗战更加困难。又由于许多反共武装的叛变投敌，伪军增加了，伪化区扩大了，敌人的扫荡也加多了。即使如此，华中敌后广大地区还是建立了进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阶层广大人民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建立了敌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武装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的自由及人权、地权、财权等，这就大大提高了华中敌后人民的抗战力量。华中人民和新四军在一起，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力地坚持着华中敌后的抗战，给敌伪以极大的打击。这就是在磨擦中所引起的华中敌后情况的基本变动。这种变动，将长期影响华中敌后形势的发展，并影响全国形势的发展。这是在磨擦中所产生的积极的结果。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不独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且使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丧失发展时机和敌后工作特别薄弱的缺点，我们也基本上克服了。
三年来，华中工作的主要成绩是什么呢？
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简单地讲，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胜利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严重打击了敌伪。除开皖南与豫皖苏边区外，击溃了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对我军的进攻，阻止了投降分裂的危险。
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各师作战的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三百九十一次；缴获枪枝二万六千一百八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六百挺，各种炮四十一门，各种子弹七十八万三千零一十二发，各种炸弹四万二千五百一十八枚；毙伤敌伪官兵三万三千零七十三名，俘虏二万零七百八十二名。我之死伤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八名（皖南事变除外）。
在一九四○年以前，我军除第五师外，作战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七百零三次；缴获长短枪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四百二十八挺，各种炮五十七门，各种子弹六十六万一千五百零五发，各种炸弹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七枚；俘虏及毙伤敌伪官兵共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名。我伤亡官兵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名。
从以上的数目字，可以看出我军作战取得很大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坚持了敌后抗战。
第二，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动与组织广大的人民到抗日战争中去。虽然政府断绝供给我军一切饷弹，但由于这种根据地的建立，仍能保证我军的给养。
根据不完全不精确的统计，可以报告以下的一些近似的数目字：
我军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面积共约一十八万方里，如加我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则约有二十五万方里，其中大约有十万方里是比较巩固的地区。在根据地内的人口，根据一九四一年向我交纳各种税款及公粮者计算，约共有一千五百万人，约占敌后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比较巩固地区的人口，则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虽然还极不完备，错误还多，但是我们注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实行“三三制”〔126〕。我们在各地开了参议会〔186〕及士绅座谈会等，将党的政策向各阶层人民作解释，消除了中上层人士的怀疑恐惧，他们中有一部分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这里至少可以证明：抗日根据地内，在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是可以同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在与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条件下，仍然是能够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些认为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就不可避免要与中上层人士弄翻脸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三，发展了抗日武装部队，在一定基础上武装了人民。我主力军之大部经过几年来的战斗锻炼和整训，一般已结束了游击队的阶段过渡到正规兵团的规模。地方军中的一部分已提高了战斗力，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中一部分已能担任战斗任务。
第四，发展与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了群众，改善了群众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144〕、改善雇工待遇等。
除开这些主要的成绩外，还在各地开展了敌伪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个别地方联络友军的工作亦有成绩。各地党与部队在训练干部方面亦进行了一些工作，在各种学校及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数千人。一部分在职干部的理论认识与党性有些提高，在三年的艰苦斗争与工作中，锻炼了我们大批的干部。兵工生产，文教工作，亦已在各地开始进行。
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成绩。一般地说，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这种任务的完成，抗日民主势力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内的生长与巩固，不会不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军事情况的发展。我军在华中敌后已最后地站稳了脚跟，任何势力企图消灭我们，是断乎不可能的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以至于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呢？
除开我们最初对于敌人的战略进攻有某些过分的估计，及皖南的负责同志犯了错误，因而受到很大损失外，还有以下一些错误与缺点：
第一，有不少同志在反磨擦斗争中犯了左倾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反共高潮一来，磨擦一起，国民党就完全反革命了，国共关系就根本破裂，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可抛弃，因而在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有的同志在武装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与有节的原则，只图有利，造成了原则的错误。还有的同志提出了“打倒顽固派”的口号，或把“敌、伪、匪、顽”写在一起，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作顽固分子来对待，甚至还发生个别没收顽固派财产的事情。有的同志向各方面的宣传解释不够，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个复杂的武装磨擦问题，而是粗枝大叶地随便地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与自己内部的怀疑。
最初我们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反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但后来，在武装磨擦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逐渐地严重起来。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集中火力来反对左倾，纠正这种错误。
第二，最初，华中的党、军队和群众团体在筹措给养方面，在收编游击部队与地方武装方面，在处罚汉奸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和华北一样，犯了一些过左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混乱时期，引起了社会上某些不安及上层人士的恐惧，个别地方发生地主逃跑等。然而混乱时期一般不长，有的几个月、有的几星期就纠正了。另外有些地方，则由于土匪的蜂起及顽固派武装的捣乱，这种混乱时期比较长些。
第三，由于我们在华中敌后的军队和党的组织，最初是通过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的关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拢来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领导关系、指挥关系等，在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因此，在斗争中就不能彼此协助，不能统一地对付日伪与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而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在统一战线及其他政策上，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常常表现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党及政府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党所公布的政策与各部队各机关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因而就给反对我们的人以很多机会来钻空子，进行挑拨离间，引起我们内部的误会。在华中建立统一的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从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以至供给上、制度上去统一各部队与各地党组织，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工作，并在中央的有力帮助之下，才最后获得解决的。
第四，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磨擦战争中。这两种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而这两种战争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客观事物的这种复杂性，再加上我们部队组织及战斗作风的不同，所以，许多军官的军事指挥就难免发生错误，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比如，在几个部队配合作战的反磨擦战争中，有些指挥员用指挥游击战争的原则来指挥部队作战。他们并不严格听从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认为可以打时就打，不可以打时就不打，或随便转移方向，擅自指挥部队行动。他们或者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原则机械运用到情况完全不同的华中敌后的反磨擦战争中。还有些同志不尊重上级所给予的战略任务，不肯用一点力去解决战略上关系重大的战斗，而只注意争取战术上的胜利。结果他们虽然在战术上获得胜利，缴了很多枪，俘虏了很多人，战斗次数亦很多，然而局面并没有打开，战略上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形势甚至还弄得更坏。另外有些部队在对日作战中不了解在战略上要统一指挥，而各部队在战术以至战役上要独立自主。他们常常在战略上不严格服从指挥，而在战术与战役上又常常请示上级，甚至抱怨上级对他们指挥太少等。还有些部队在对日伪作战中，疏忽了对反共武装的警戒，或在反磨擦战争中，疏忽了对日伪的警戒；或者不能在一定的时候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而两面同时作战；或者在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时，又过分估计另一方面的夹击危险，而畏首畏尾，不敢下决心，或中途动摇，不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些，就是这个时期华中工作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与偏向。由于这些错误与偏向的发生，使我们在斗争过程中丧失了一些后备军，在某些阶层的人民中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隔膜，并给了敌人一些可乘之机，使某些问题不能解决，造成某些僵持的局面，浪费很多时间，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发生了很多困难。
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
这就是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基本经验。
＊这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刘少奇结合自己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四二年春的经历，总结党在华北、华中工作的经验，在党内作的一次报告。原题为《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收入本书的是第二、第三部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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