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份，我家里写来了一封信说，我父亲得了浮肿病，我弟弟和我妈妈也得了，我爷爷病得快要死了，家里连买盐吃的钱都没有了。我主要记得这些话，信已经没有了。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向厂里请假，回衡阳的老家。在路上，我亲眼看见很多生活极为苦的事情。当时，不单单是营养不够，当时青壮年劳力才吃半斤米，半劳动力只有4两米，绝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饭吃，得了浮肿病。
　　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当时我父亲得了浮肿病，手脚、脸都肿了，我母亲也得了。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去看爷爷，当时我爷爷病得快死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我爷爷睡在床上，他不认识人了。我母亲说，桂阳回来看你了。他不认识我了，他就到床里摸，说我的餐票呢，当时是吃公共食堂，他到床里面摸餐票。我没有停留多久，就到我叔叔家里，当时他有四个儿子，最大的才十一二岁，公共食堂没有什么吃的。我叔叔就想找一些什么吃的给我，他左找右找，找了一点豆子炒给我吃。豆子在锅子里炒，四个儿子都围着锅子说要吃，炒出来之后，我没有吃三四颗，全都给他们吃了。
　　到了小叔叔家里也没有坐多久，后来到二叔叔家里。我一进门，婶婶在家，叔叔不在家，当时婶婶放了一大堆的野菜，有苦菜叶子，还有芝麻的叶子，凡是能吃的野菜放了一大堆。我当时看见一大堆的野菜，说婶婶家里还养了猪，她听我这样说，说这些是给人吃的，她说昨天晚上，你弟弟放学回来，大哭一场，说没有吃饱，我今天就多煮一点，给他吃。后来，她到食堂里端了一些饭，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没有吃饭，端了两碗饭，大概是三两米一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吃糙米，放了很多水，米很少。当时，我吃了这碗饭，在二叔叔家里睡了一晚，第二天回了娘家。
　　我现在这个母亲是继母，我自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在我不到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母亲就讲，我父亲得了浮肿病，很严重，在家里没有饭吃，叫我把父亲接出去。那个时候我们在厂里，因为我们是体力劳动，所以有一定的粮食吃。我把我的父亲接了出来。从我家里到我工作的地方还有100多里，在那个地方等车要等很长的时间，在买票的时候，有一些青壮年男的个子高高大大的，那是6月份，连上衣都没有穿，都穿着短裤，肚子肿得很大，脚肿得很大，很远就听得见他们的肚子咕咕叫。不知道谁吃了点西瓜，有一些西瓜子在地下，那些西瓜子已经深陷在地上了。那个女的大概30多岁，就用指甲把那些西瓜子挖出来，全都吃了，可以想象那时饥饿的程度。
　　我父亲没有吃饭，我就想到外面去买点东西给父亲吃，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东西买。
　　这天到了我工作的地方，我父亲就在我家里住了大概十多天，要双抢了，我父亲要回去了，我丈夫就把我的父亲送回家了。
　　自从我看到农村的生活状况后脑筋里就在想，总想用一些办法把农民的生活状况反映到中央去，让中央领导知道农村的生活局面，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农村的生活处境。我这个人家庭出身很苦，从小没有母亲，没有读多少书，只有高小的文化，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就等到我丈夫出去，不在家，我就出去买了一些纸。第一张纸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共产党、中央各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救救农村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农村吃野菜，吃树叶，吃糠，得了水肿病，肿了脚、肚子、脸，他们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当时对人民公社认识不清，就把这些问题和困难归纳到人民公社造成的。说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山，要打倒人民公社。
　　我是7月13日晚上写的，我写的时候有思想准备，准备到北京去反映情况。13日正好银行存了100元钱的定期存折到期了，所以我到银行里把100元钱取了出来，留下了30元钱放在家里，我带上70元钱，再加上这些写的标语，24日的早晨到郴州，转车，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直快车，我搭了上去，26日的早上到了北京。这就是当时的经历。我没有和我的丈夫商量，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没有同任何人讲过。
　　当时我走的时候，思想上要说没有准备，还是有一点准备的。我给我的丈夫留下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李伯福同志，我已经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当时儿子是一岁多点。把条子写好之后，就用玻璃杯子压在桌子上，30元钱留下了。儿子那天早上送到托儿所去了，我是这样离开的。
　　到了北京，是八九点钟的样子。下车以后，我想买一点东西吃，找到一家饭馆，还没有开门。我见三四个人在那里等，我也在那里等，想买一点东西吃。后来来了十多个人，服务员出来说，我们这里吃饭要就餐票，不然就吃不到饭。我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人都离开了。我还想买一点东西吃，就到面铺去买点吃的，我也想买点面吃，一个女的服务员，中年人，胖胖的，她说，我们这里的面是五毛钱一碗。我那个时候心里不太舒服，吃了一点吃不下去了，我就出去了，门口还有叫花子，我就把面端到门口给他们吃了。
　　结果那一天，我没有吃什么东西。当时我还不知道国务院的名字，只是晓得中央政府。离开面馆后，我觉得我的目的还是要去找中央政府，就到街上去问，问这个不知道，问那个也不知道，我后来到了天安门，那个时候进天安门不用买门票，我也进去了，我以为国务院在天安门里，我就进去找了。里面是故宫，没有找到。
　　那一天我问了十几二十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央政府在哪里。后来问到一个交通警察，他说你是找中央政府，你应该说找国务院，我说对对，我就找国务院。他就告诉我，说国务院从这条街往前走，看见一个横街，就往右手转弯，再走一段，再往左手转弯，国务院在那里。这时已经是下午了，到了那条街上，看见有国务院的管理局，我就进去了，我以为是国务院。那里人告诉我说，这里是国务院管理局，不是国务院。我出来了。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门，两边是人行道，当时有岗哨，中间的大门是背着枪站岗的，一边一个站岗的。小门是一个人站岗，当时是解放军站岗。我就去问他，他讲，我这里住的是部队，不是机关。我相信他了，不是机关，我又离开了，又去问别人。找来找去，已经是下午了，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心里有点着急了，后来就看到那里有一个公园，叫北海公园，我就进去坐着休息了一下，那个地方有一个老人在那里浇花，我就问他，说国务院在哪里。他就说，那边门口很高的地方就是国务院。
　　听了老人家这样告诉我，我就有把握了，那里就是国务院，因为他对北京比较了解。这个时候，大概是六七点钟了，太阳已经落山了。到了老人家说的地方，我就把我写好的标语拿了出来，因为在家里带了一点白的胶布，撕开成几小条，贴在标语上。因为墙在外面一点，我在贴的时候，警察看不见。我在贴的时候，街上也没有人过路，也没有人看，有一个小学生，已经放学了，当时他看了一下，就走了。我贴好了之后，就到岗哨那里去说，你们去看看那里有什么东西，当时他们也没有怀疑我是贴了反动标语。他看了之后，就惊了一下，说这是谁贴的？我说我贴的。当时他拿了下来，就把它拿了进去。他叫我走，我没有走。大概是十多分钟，从里面出来个人，就把我叫到大门的旁边去，大概是接待室。就问我的姓名和住址，我就真实地告诉了他。当时有两个人问我，有一个问了我之后，就出去了，又有一个人出来问我了。后来里面开了一个小车子出来，就把我送到西城公安局，公安局就把我给关了起来。
　　关了六天的时候，因为当时还通知了我工作的单位鲤鱼江电厂，保卫科去了一个干事，到北京把我带回到郴州的公安局。在北京的时候，每天都提审，我都是这样回答，没有其他新的东西，都说这件事情。到了郴州后，那些材料都被转到郴州了，只问过两三次，那个时候，因为我年纪轻，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家庭政治问题，也没有社会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的简单了。到了9月份，郴州就判了，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作为现行反革命，写了反动标语，反对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好是毛主席提出的。
　　到了11月，告诉我说，要我回去。我说判了五年徒刑，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叫我回去，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我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通知我回工作单位，我就在家里呆了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不是电厂的职工了。
　　到党委办公室，王县长来了，厂领导介绍说他是谁。当时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说我的方法不对，作为反映农村的情况，是对的，但是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讲了很多的大道理给我听，后来说，政府现在不判你的刑了，工作可以恢复了。后来王县长跟我们厂的厂长、书记到我们家里来了，坐了一坐。这是第一次给我平反。
　　给我平反的时候，我的大女儿还没有生。在1961年的7月26日，原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亲自到郴州，郴州地委书记就和张书记到电厂来了。他们通知我说，说省里要来人，叫我不要出去。两个书记到厂里，就在党委会议室开了一个座谈会，厂长、书记，还有我，还有车间的支部书记、主任，还有我班组的班长，还有保卫科的科长，大概十几个人参加了会议。张书记很客气地说，本来刘主席要来看你，我看他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还是我替他来。刘少奇到湖南是1961年的4、5月份，7月份的时候，刘少奇已经回了北京了。这算是彻底的平反了，我就回电厂工作了，把我原来的工资和待遇都恢复了。其实早就恢复了，在王县长来通知我的时候。
　　现在讲实在话，当时刘少奇亲笔的指示我没有看见，只是说中央下的指示，给我平反，我还不晓得是刘主席亲笔写到湖南省委。这个批示是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小报上登出来的时候才看见。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很怕，说刘少奇倒了，我要跟着倒，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作为老百姓，自从给我平反之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相信不会怎么样。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把我给揪了出来，我吃了很大的苦。
　　当时说我是刘少奇的黑爪牙，其实这些话，根本是挨不着我的边。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刘主席亲笔写批示到湖南省委，他们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把这些事告诉我。张书记到电厂的时候，也没有说明，只是说刘主席要过来看。
　　被揪出来之后，就是批，挂牌子，把我整得要死。1968年的5月份揪出来，9月27日的时候，又把我送到县公安局去，在那里关了好几个月。9月关进去的，到了春节时还没有判。根据我的案子，不应该再判刑了，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的组织，也没有任何的派性。当时要判我的刑，那是1969年的3月份。1968年的9月份送到县公安局，一直到1969年的3月份才判，判了我10年，我觉得很不服。接到判决书的十天之内可以上诉，我当时上诉，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那个时候，是军管小组，大概十多天，就把我送到监狱里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放出来。
　　到了1988年，因为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刘主席亲自给我平反的，这个恩情不小。我打听了这些消息，在电视上也注意收看，说刘主席1988年90岁，在花明楼修了纪念馆，还要立铜像，我决定要去。我们是11月22日从家里出发，当天就到了长沙，下火车就搭了汽车开往宁乡县。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没有车到花明楼去了，我们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搭了去花明楼的汽车，大概是上午11点钟的时候到达了那个地方。纪念馆还没有开放，我就去了纪念馆，想进去看。当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不让我进去，我就把我的介绍信给他看，说我是专门为刘主席纪念馆来的，我要进去看。他说还没有开，就不让我进去。我说，刘主席对我恩重如山，我非要进去看不可。那个馆长叫谢馆长，他听我这样讲，就走过来，我把我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可能了解一点我这个事，就安排了一个讲解员专门带我从第一个展览室看到最后。在看的时候，我看到刘少奇用过的东西，他的笔架，还有戴过的帽子，还有穿过的衣服，还有坐过的汽车，还有照片。我看见这些东西，止不住就哭了，这个人后来这样死了，也是不明不白了。后来，也有一些当兵的人，走在我们的后面，他们看见我这么哭，就来问，这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后来馆长就告诉他们，说我是刘桂阳。这是23日这一天。
　　快10点多钟，中央领导坐小车子就到了，那个时候，王光美、杨尚昆去了，后来广播里宣布开馆典礼开始，我站在那里看，看完了之后，那些人就出来揭幕，我就跑到铜像这边来，很多人在那里，挤得满满的。我隔着很远，看见了王光美还有她的子女把铜像上的布拉了下来，然后会议就结束。那个时候纪念馆开着门，下午我又进去看了。　　那天，我买了一对大红蜡烛，还买了一千响的鞭炮，还买了一包香，还买了一点纸钱。那天晚上，到了快7点多钟，那些人都全部离去了，我就和我丈夫在铜像面前，把蜡烛点起来了，把鞭炮放了，把香点起来放在铜像的面前，我就去拜了。作为老百姓来讲，没有别的办法来表达对刘主席的思想感情，就只有这样的表示了，想起来这些事情，就哭了。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两个男的，大概四十多岁，看样子是国家干部的样子，从那里过了，当时天已经很黑了，他们就过来问，说刘主席是你们的什么人？我就说他是我的恩人，也不是什么亲戚。他们说，是不是救了你？我说对对。后来他们说，他不仅救了你一个人，还救了全国人民。他们没有说什么，就走了。活动搞完了之后，我就回来了。
　　刘主席是一个国家主席，作为他这位主席来讲，对人民很关心，作为我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在1960年，当时说来是犯法了，他叫一些干部去农村了解，我当时写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以后他写了指示为我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吃了大苦，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当时来讲，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犯了大事，一个国家主席能写批示亲自为我平反，我感到很幸运。作为刘主席来讲，他是和人民心连心的，因为1961年他来湖南，亲自来体验农民的困难生活。我作为老百姓，对刘主席表示一些尊重和怀念，在我的思想上，我对他感恩不尽。

　　（刘桂阳，原湖南省郴县鲤鱼江电厂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