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夕，国难当头，华北危急，我们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同志在这个紧要时刻，代表党中央，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大力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新军，胜利地进行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我们当年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永远也不能忘记在那一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为我们党和我们民族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有地消耗掉了。
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少奇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我们学习了一九三五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又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二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我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我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我，拿着阎的电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同志来告诉我：“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少奇同志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九月，我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深地体会到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我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我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我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二十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三十五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少奇同志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我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根。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到了太原，我们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我们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为了便于发动群众，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我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加强进步因素，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们按照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我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提到，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惊慌。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团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他们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少奇同志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阎锡山的眼里，我们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三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少奇同志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
少奇同志来到后，立刻向我们传达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他指示我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他向我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继续下去。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少奇同志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他说过：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少奇同志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在这期间，我多次听过少奇同志的讲话，深受教益。山西的工作所以少走了一些弯路，这同少奇同志的及时帮助和指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都有过一些偏差，比如：开始时，我有过不愿搞上层统战工作的关门主义思想；局面初步打开后，我们又没有及时打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去开展工作，这都是经过少奇同志指出后才得到纠正的。后来，他又纠正过我的一次“左”的行动。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久为群众所不满，雁北失守时谎报军情，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少奇同志得知后，严肃批评我说：这是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的“左”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但是，作为领导者，如果认为只有用这种“左”的指导方针、“左”的行动才能发动群众，那就是错误的。
少奇同志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明确、有力的谈话，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这对山西以至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军长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就来找我们帮他的忙。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我对阎锡山说：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向少奇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十万。当时党内也有少数同志反对这个方向，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九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春天，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一九三八年秋末冬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在少奇同志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山西新派的成功，是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坚持和灵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取得的极大成功。他在《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的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一九四○年三月，北方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牺盟会在我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到政府与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造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党中央对少奇同志领导党在山西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少奇同志在对山西工作的指导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失误的。他后来在总结六年敌后工作时，就说到：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一九三八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不正确地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好在这一失误很快就由他自己纠正了。
四
少奇同志在离开华北的时候对我们说过：要经常想到现在同我们合作的是阎锡山。我们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要准备两手。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者，不能忘记！少奇同志这些话，帮助我们经受了以后到来的考验。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想到自己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地区已沦入敌手，旧军溃不成军；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⑵⑸）于是，他开始大踏步地走下坡路，策划收回新军，重整旧军。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吉县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他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煽动他的军政官员起来“奋斗求生”，公开反共。
当时，一股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范围内酝酿着、发展着。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共政策。“东方慕尼黑”在加紧密谋策划。阎锡山很快嗅出来：天要变了。他说：“天快下雨了，我们赶快准备‘雨伞’。”阎锡山说的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是打击决死队和牺盟会，为他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部署反共，一九三九年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他的总部召开了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在会上，他空喊“抗战到底”，同时喋喋不休地说：不能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存在了。他提出：重视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要山西执行这个命令。当时，我决死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政治委员，分别兼任第三、第六、第五行政专署的专员，不准文官兼任军职，这就是说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解除我们的军权。我们坚决不同意，僵持了三个月，没有结果。各地牺盟会、决死队和有关专署，在党的指示下，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回去。最后，阎锡山慑于新派的力量，不得不让我们回去了。他夺回军权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秋林会议后，党组织派雷任民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汇报时，刘少奇同志要我们积极准备，坚持反击。毛泽东同志说：阎老西准备“雨伞”，你们也准备嘛！又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彭德怀同志亲自到决死一纵队驻地，召开“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具体部署。我们随即紧急动员，采取坚决措施，确掌新军和地方武装，确保抗日政权，准备自卫还击。
这一年，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愈演愈烈，到处闹磨擦，闹惨案，年底达到了高潮。在这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十二月初，他“命令”决死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我二纵队。二纵队负责人韩钧同志，给阎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执行。阎据此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二纵队奋起自卫还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山西新旧军冲突，也叫“十二月政变”。
“十二月政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最大进攻。战斗一打响，我决死二纵队坚决还击，其他新军部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一致表示坚决站在二纵队一边，“拥护阎司令长官严惩顽固反共的旧军官”。我八路军严阵以待，象巨人一样站在那里，阎锡山也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最后，决死队以胜利者的资格结束了这场战斗。应当指出：在这次事变中，个别新军部队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反逆流斗争的指示，主要是没有坚决清除不可靠的旧军官，确实掌握好部队，因而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决死队在自卫还击取得胜利之后，我驻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政治保卫队第二○七旅，转移到晋西北，与决死队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编第一师胜利会合。我驻晋西南、晋南的政治保卫队第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与驻阳城地区的决死三纵队一部，转移到太岳地区，与决死队第一纵队胜利会合。新军各部队，后来分别加入了由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和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
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派肖劲光和王若飞同志到秋林镇来同阎锡山谈判，迫使他答应旧军不再进攻新军，在同蒲路以西双方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分了驻防地区。可是，阎锡山还时常寻衅。五月，周恩来同志写信给阎锡山，说山西发生的“新旧之争”，是“亲痛仇快”的事，“必有奸人播弄其间”，劝说他悬崖勒马，抗战到底。后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没有轻举妄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党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山西的斗争时写道：“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问是正确的。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创造的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指导和激励着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光荣而豪迈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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