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初到天津的。这个时间是少奇同志当面对我说过的。1959年秋的一天，我去东郊工人体育场看节目，我坐在主席台上后面几排，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坐在前排。中间休息时，在休息室里，我问过少奇同志：“你到底是什么时间到天津的？”他说：“（1936年）4月初呵！”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干脆。回到家里，我还告诉林枫同志。他还说我：“你不问些大事，问这个干什么。”目前对少奇同志到天津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是2月份，有的说法是3月份。有人说少奇同志到天津时穿着皮衣，戴着皮帽，天气比较冷，因此认为是2、3月到的。我觉得少奇同志说的4月初是准确的。因为，4月初北平、天津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而少奇同志当时有胃病，吃得又少，身体很虚弱，衣服穿得多点，穿皮衣、戴皮帽并不稀奇。他又是从陕北出来的。他参加了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完会，已经是1936年初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到天津时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身上穿着的仍是出来时的那套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才19岁，4月份还穿毛衣、毛裤，阴天下雨还觉得冷，何况少奇同志身体那么虚弱。当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少奇同志到天津时的模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少奇同志4月初到天津是对的。还有，他从陕北那边来，路过北平，在“三·三一”抬棺游行之后才到达天津。和少奇同志一起到天津的，有他的爱人阿香（谢飞），还有一位姓徐的交通员，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大概记得是南方人。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的5月间。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包子铺的楼上。林枫同志经高文华同志派给少奇同志当秘书（不是北方局的秘书长）。他给少奇同志当秘书前，是天津市委书记。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青年会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当教员。少奇同志来找林枫同志谈工作，都是在我去女工夜校教课时来。平常，我从女工夜校教课后，回到家里都是晚上了。可是，有一次下午，正好女工有事，夜校没上课，我就回家了。大概4点多钟我到家。一进门见到一个陌生客人和林枫同志站在小写字台旁边说着话，正准备告辞。这位陌生客人见到我，面容严肃地问林枫同志：“这是谁？”林枫同志对少奇同志说：“她就是那个小郭。”少奇同志又问：“干什么去了？”林枫同志回答说：“在女工夜校教课。”少奇同志说：“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不能兼做公开工作，两者应截然分开。以后她不要再去教课了，马上停止。”说罢，少奇同志撩起绸大褂，下楼走了。他走了以后，林枫同志对我说：“他是中央派的驻北方局代表。”以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工作了。当时我只知道少奇同志是中央驻北方局的代表。我问林枫同志：“应该怎么称呼他？”林枫同志说：“你就叫他老戴好了。”我又问：“哪个戴？”他说：“就是戴帽的戴。”我知道老戴就是少奇同志却是以后的事。
起初，少奇同志同林枫同志谈工作，我是不能参加的。少奇同志每次来，我都到外面去放哨，等少奇同志走后，我还要出去巡视一会儿。在那次见面之后，有一天，少奇同志对林枫同志说：“以后凡是我们讨论政策性问题和思想性问题时，小郭也可以听听。”从此以后，我也旁听他们的谈话。9月的一天，少奇同志将一个密码本交给我，并且教我如何用法，从那以后，我给少奇同志当译电员了。
我们在天津时，先住在松寿里1号，后搬到英租界长兴甲10号，后来搬到广东路福荫里一号。这个地址只有少奇同志和高文华同志知道。王稼祥同志到苏联去，路过天津就曾住在我们家里。 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以前，河北省委和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高文华是书记，柯庆施是组织部长，李大章是宣传部长。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工作出现了大的起色。主要是少奇同志贯彻了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正确路线，正确处理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克服了原来北方局领导和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纠正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端正了北方局党组织的思想。重新组建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是彭真同志，宣传部长是谁，我不清楚。在北方局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政治中心应放在天津还是放在北平问题上，大概记得内部曾有过争论。柯庆施、李大章等同志认为，天津是工业中心，我们仍然要搞工人运动。因此，主张少奇同志仍在天津。林枫同志认为，北平是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局辖区的地理中心，各地来找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汇报工作可以不要转车，交通方便，避免发生危险；天津工运的工作，可以留给天津市委去做。因此，主张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搬到北平。少奇同志同意林枫同志的意见。所以，少奇同志于1937年2月来到北平。
林枫同志和我是1937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到北平的，任务是为少奇同志和北方局机关迁往北平打前站。我们住在砖塔胡同四眼井十号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房东是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小女孩。我们住在三间北屋里。记得我们才到几天，就是元宵节，房东送给我们一碗饺子。饺子是素馅的。可见这位邻居家境比较贫穷。林枫同志一边吃着饺子，一边说，我们以后要多买点肉包饺子，送给房东吃。当时我还穿着棉袍呢。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来到北平。开始他住在一个旅馆里。这个旅馆大概是在司法部街三岔路口的路北，旁边有一家银行。我们到达北平的当天，林枫同志和张苏同志见过面，是商量给少奇同志办打保还是给他找房子，我就记不得了。住在旅馆环境不安静，工作也不方便。这样少奇同志于2月下旬就暂时住到我们家里。我们把较好的单间让给少奇同志住，过堂屋做吃饭的地方。少奇同志在我家住了半个月左右。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三顿饭，都是我给少奇同志做。我同林枫同志每人每月生活费十五块钱，两个人合计三十块钱。林枫同志每个月交我生活费。当时吃得很简单。少奇同志是南方人，平时煮些米饭，早晨吃油条、稀饭。他身体很弱，有胃病，不能吃硬的。我就给他做些软的东西吃。他特别喜欢吃腐乳肉。有时买些肉，煮一煮，然后切成片，加些腐乳一蒸，或者炒点肉片小白菜、扁豆等。少奇同志吃得很满意。他还对阿香说：“以后我们也自己做饭吃。”过的是当时北平一般市民的生活。一般是两个菜，有的是素的，他住了半个月左右没吃过鸡，就是吃点猪肉、羊肉，有挑担卖鱼的就买点鱼。少奇同志每顿饭只吃一小碗，身体瘦得很。少奇同志工作学习勤奋，习惯于夜间工作。工作时，烟抽得厉害。他抽的烟是比较便宜的“大前门”牌烟。我当时还给少奇同志买过“大前门”烟。3月间，少奇同志搬到鲍家街后面的寿俞柏胡同十七号住。这是个跨院，旁边三间北房，院子中间房前有一棵大槐树。少奇同志在鲍家街（后门寿俞柏胡同）住了一个多月。4月间，他同彭真，黄敬、李铁夫等同志到延安去，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党代表会议。
少奇同志走后，我们通过电台同他保持联系，我是译电员。他走之前，互相订下密码和通报的名字。少奇同志仍然用胡服。林枫同志用“凌风”这个名字。他在大学工学院时的名字叫郑凌风，在南开上中学时叫郑伯乔，小学时叫郑永孝。他公开用何中敏或者何克敏，报户口就是用这个名字。“七七事变”前，形势紧张，少奇同志还没回来，林枫同志很焦急。6月中旬（我记得正是我5月28日生孩子后半个月左右，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译完电报我就昏过去，趴在桌上），林枫同志给少奇同志拍去一个电报，问：“何时归来？”少奇同志回电说：“会开完了，马上回去。”林枫同志收电后，高兴地说：“快回来了。”可是，过了几天仍不见少奇同志回来。面对“七七事变”前华北的紧张局势，林枫同志再给少奇同志去了一个电报。这次少奇同志没有回电，林枫同志估计少奇同志可能是在路上了。林枫同志怕失掉联系，常跑到阿香处打听消息。“七七事变”后，我们接到彭真同志从太原给林枫同志的信。来信说，北方局到延安开会的干部不回北平了，请通知北方局及平津的同志到太原集中，重新分配工作。这样，党组织即刻安排同志们撤离北平，分头移去太原、延安等地。北平沦陷后，8月5日第一次通车。过了一两天，大概是8月7日，林枫同志和我，还有阿香、孙绍光离开北平。事前，我还去通知杨秀峰同志的夫人孙文淑，告诉他们，我们就走了。我们到了天津，停留了几天，记得是在“八一三事变”后才离开天津。姚依林同志帮助我们买了太古洋行的船票。我们从天津坐船到烟台，改乘汽车到潍县，然后搭胶济铁路火车到济南，住了两天，又坐陇海路火车到潼关，因国民党兵占了渡口，等了三天过不去，又返回郑州，由郑州坐火车到石
家庄再转到太原。到达太原已是8月下旬了。到了太原，我们住在正太饭店。在我们之前，少奇同志、彭真同志已经来到太原了，也住在正太饭店。这时，我们又见到少奇同志。不久，林枫同志根据北方局、少奇同志的指示，到山西省担任临时工委副书记（以后是山西省委书记）。我和其他几位带孩子的女同志于10月初和安子文（他是北方局派往临汾打前站的，筹备北方局迁移工作）到达临汾。安子文住下，我们前往延安。在延安参加了“十一·七”的俄国十月革命节活动。太原失守（11月8日）前夕，北方局机关搬到临汾去了。少奇同志这一段的活动情况可以找张稼夫同志、龚子荣同志、秦穆果同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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