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出访遇险是这样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来中国访问之后，台湾估计我们要回访，很注意我们这方面的事情。那是1961年9月，我们就得到了情报，说台湾方面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少奇同志是台湾特务暗害中央领导人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他们发现他可能回访，在1961年10月，就派了一个上校级的特务到南越，蒋介石集团在南越有一个特务机构，叫南越第三指挥站，到那里去传达要暗害少奇同志，同时具体策划要建立一个金边组，具体执行暗杀任务。开始时，他们叫“秋风计划”，后来叫“湘江案”，我考虑是不是因为少奇同志是湖南人。在第三指挥站的指挥下，在柬埔寨金边搞一个金边组，金边组具体执行暗杀的任务。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当时他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在飞机上下手。另一个方案在某一次招待会、宴会上混进去，丢手榴弹。如果不能得逞，就在少奇同志出访的路上进行暗害。从1961年到1963年，他们通过南越政府的帮助，利用南越政府到金边的外交渠道，运输了三批器材，有炸药、雷管、定时器，还有手榴弹、燃烧器等等，分三次送进去了。所以当时我们感觉到情况很紧张了。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慢慢地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专门为保卫少奇同志出访的安全，由杨尚昆同志主持领导，有各个有关部门参加，比如说外交部、公安部、总参、调查部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来掌握情况，研究对策。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感到情况很复杂，中间我们也发现了第三指挥站在西贡，因为西贡靠柬埔寨比较近，发现在西贡有一个人叫廖时亮。他要回台湾报告。这些情况我们都得到了，我们也派人去香港机场，警告过廖时亮，他在大陆上有亲戚，我们就给他亲戚写了信，另外还写了一封警告信，也派了人去见他，是他过去的同学。当时他很紧张，后来他去了台湾，再不敢经过香港了，从马尼拉回到西贡。
当时我们觉得情况很紧张。到了4月中旬，少奇同志开始到印尼去访问，我们发现，台湾的特务在东南亚、印尼活动频繁。我们对于台湾情报局要搞暗害是肯定的，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究竟具体落实计划打算怎样干还不清楚。这个时候已经是4月了，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当时有什么重要的问题都报告给中央，报告给主席、总理。
当时周总理就指示了两条，一条就是要前任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去柬埔寨，协助新的大使陈叔亮来处理这件事，搞好安全保卫工作。同时要我们同王幼平同志一起到昆明，当少奇从印尼、缅甸访问回来到昆明休息几天时，向他汇报有关敌人的活动情况以及我们掌握的情况，请少奇同志指示。
我们当时的情报部门，在柬埔寨工作很出色，掌握了台湾情报局在南越的第三指挥站和台湾情报局本部之间的联系信件，争取了内部的一个送信的人。我们拿到了信，但是没有办法破译，我们使馆也没有办法，我们驻柬埔寨的大使发电报紧急求援，要求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赶紧派人去。公安部派了一个破译密码的技术专家去了，他带了必要的器材，经过缅甸，赶去了。他是4月22日从北京出发的，到达了柬埔寨的金边，七天七夜冒着很高的温度工作，闷在一个屋子里，最后把这个信件里的内容破译出来了。
我和王幼平同志到昆明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这个信的内容还没有破译，所以我们去汇报，就把当时掌握的情况汇报了。我记得，我们是少奇同志到达昆明的前一天到昆明的，少奇同志是27日回到昆明的。稍微休息一下，他就听汇报了。汇报的时候，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还有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乔冠华同志等等，主要是外交部的人，还有王光美同志，还有罗青长同志，他是在代表团里的。
汇报时，由我向少奇同志和在座同志汇报情况。当时，我们还没有完全清楚，究竟那些人打算怎样行动。我记得最清楚的，少奇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就是说，要冒风险，也得去。这个话对我来讲，当时的感受很复杂。我一方面觉得少奇同志国家领导人的气概，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不得了，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危险；另外一方面，也感到少奇同志对我们安全保卫工作表示出了很大的信任。当时我们感觉到很安慰，但是也感觉到责任重大，不能有万一。当时我们有一些具体情况还没有完全落实，所以心情很复杂。在汇报的时候，少奇同志也有指示，就是说，要少去一些地方。别人也提出一些怎样加强安全保卫措施的意见。对于当时的意见，我最记得最清楚的是陈毅同志，他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团第二号人物，他站起来拍拍胸，很严肃地说，我们代表团全体都是保卫员，都是警卫员，我是第一号警卫员。他对青长同志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们听你领导。青长同志是代表团里的支部书记。
汇报完了之后，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急需掌握情况。王幼平同志当天就飞金边了。我回到北京后，使我非常振奋的就是敌人的信件内容搞清楚了。当时有一批信件。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下手的地点在飞机场到柬埔寨皇宫的路上，在路的底下挖了坑道。有一个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就在底下挖坑道，埋上炸药，点上就会爆炸。在信上，有详细的地形图，这一下子就清楚了，他下手的地点，用什么方法。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有参加行动的特务的名单，有20多个人，这些人中，有柬埔寨人，有在柬埔寨的越南人，当然也有台湾人。这20多个人的名单全部有了，如果成功了，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那就是说，地点、方法知道了，人也知道了。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金边组搞行动的人向台湾请示，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同刘主席在一个汽车上，那么炸不炸？要炸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也炸了。台湾的批示是也要炸，不惜一切，完全反映了蒋介石集团下了狠心，极其恶毒了。
我们在北京知道了这些情况，马上通知驻柬埔寨使馆。那个时候，陈叔亮大使、王幼平同志等人都在柬埔寨，我们事先还派了公安部、情报部门负责的干部，先期在那里帮助使馆处理问题。西哈努克亲王在28日之后知道了。28日之前，知道有这些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我们陆续向他提供了一些情况，而且提供了在柬埔寨的台湾特务名单，但是他们也没有动静。我们派去的两位大使以及情报部门的人，都在商量怎样办这些事情，他们把信件内容破译出来之后，就紧急地进行外交交涉，大使把有关内容通报给西哈努克亲王。根据这个情况，他下了决心。到了28日这一天的晚上，就开始行动了。一是在坑道地方，手榴弹、毒药、炸药、雷管、导火索还有挖坑道的工具，都查出来了，这是柬埔寨方面干的。实际上我们爱国的华侨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当地一些可疑的人，他们主动地组织起来，在那里监视。主要的特务都抓住了，参与行动的人，一共抓了一百多个。这就是28、29、30这几天，28日开始的。5月1日少奇同志就开始访问了，最后三天是非常紧张的，幸好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花费了大量的力气，公安部、外交部、总参协同作战，动员了不少力量，终于访问胜利了。少奇同志是5月1日访问的，5月6日回到北京之后，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少奇同志到会并且讲了话，对参加人员包括代表团的人，包括后方的、以及前方做保卫工作的人，给予了很大的鼓励。陈毅同志也讲了话，说鲜花照相都没有你们的，但是你们下了大的力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访问应该讲是成功的，这个案件也是很成功地解决了，不然的话，会很危险。
这里我可以附带说一句，从建国开始，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十几年中间，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不断地企图暗害我们的领导人，派到我们国内的，现在叫杀手，那个时候我们叫行动特务，我们算过一下，大概有二十多个。你想，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陈毅、叶剑英，包括重要的民主人士，像宋庆龄、李济深，都是他们名单上要暗害的人，所以说这次紧张的战斗，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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