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是有三年“大跃进”，四年大调整。调整时期，在整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阶段里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怎么样把三年“大跃进”期间我们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包括“左”倾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改正过来，使国民经济以及各方面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从全面滑坡到扭转局面，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调整时期，是从1961年到1964年这四年的时间。到1964年，周总理在人大作报告的时候，就宣布调整时期基本结束，我们进人新的发展时期。调整时期开始在1961年1月，正式通过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我记得，在九中全会之前，在莫斯科开了八十一个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达成协议，就是莫斯科会议声明。之后我陪少奇同志在苏联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最后一站，少奇同志发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讲话，是他结束访问之行的一个讲话。我们给他起草之后，他进行修改。修改完之后，他坐下来跟我谈，说经过斗争，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过去的一年多，中苏争论，花费了我们党很大一部分精力，现在达成协议，就可以有一个缓和时期，不管长短，抓住这个有利的国际条件，在中苏关系比较缓和的情况下，集中全力搞国内的工作。当时他脑子里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回来，毛主席到机场去接他后，我们就到颐年堂，主席住的地方。主席主持召开常委会，少奇同志汇报了他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少奇同志每到一个城市的情况，电报都发回来了，他就把最后告别情况讲了一下。勃列日涅夫表示说，想再次见面，他也很想到中国来。汇报的时候，少奇同志提出：现在是一个机会，不管今后中苏关系怎样发展，我们现在利用两国关系比较缓和，集中力量来抓国内的工作。国内问题成堆，应该考虑这么一个方针。他结束访问的时候，有这么一种想法。当时是汇报，不是详细讨论。主席回答说：是，国内工作是基础，国内工作搞好之后，就可以不怕外来的风吹雨打。这是在1960年12月9日。
过了10天，到12月19日，毛主席正式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计委提出的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在这个会上，计委就明确提出来，1961年我们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集中力量进行调整。这个会上，少奇同志比较详细地讲了要调整。他认为，国民经济积累的问题太多了，要花很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周总理就提出：现在我们提出今年的方针，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是在去年7月间北戴河会议上定的。北戴河会议后发生两件事情，一是6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对我们搞了一个突然袭击；二是7月他们就撤回了全部的专家。那个时候对我们的打击很大。应该承认，这两件事情一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就发生了问题，中央集中力量对付赫鲁晓夫了。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大家都同意了，但是没有正式通过。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正式提出来了。主席说，屁股要转，要从国际转到国内来。我们早就想转屁股了。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想转了。经过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还有烟台会议，就是庐山会议之前，确定方针要调整，不仅经济工作要调整，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要调整。主席说，那也是很难，庐山会议一来，只顾了反右，丢了反"左”，吃了苦头了。1959年、1960年这两年，按主席的说法，我们比1958年搞得还要过头，目前造成的困难主要是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个时候少奇同志就接着讲，他说庐山会议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成绩讲够，第二句话是缺点讲透，我交代秀才起草庐山会议纪要的时候，要根据这两句话的精神起草会议的纪要。会议的纪要底稿出来，受到强烈的反对，我要他们修改，他们修改之后，第二稿拿出来了，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允许大家讨论修改，想把这个会议纪要作为正式的文件下发，就是说还要搞调整，还要纠正“左”的错误。后来一看大家兴趣都在反右，对反“左”不感兴趣。当时的确是这样的。到7月底8月初，少奇同志还叫乔木和我把这个稿子再修改一遍，乔木因为要准备搞反右的决议，把纪要的十几个问题交给我改了。我改了之后给了乔木。因为这件事情，乔木和我到少奇同志那儿去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批彭老总了，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请示主席。少奇同志发脾气了，说主席指定我主持这个工作，该不该请示主席我知道，错了我负责。我从来没有见过少奇同志这么发脾气。乔木说，我们再改一遍。所以说，那个时候他还想搞这个文件，后来不行了。少奇同志在19日的会议上讨论1961年计划的时候，对主席讲，这是一个失策，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管是什么干扰，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我们要首先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现在就是要把调整工作做好，现在问题积累了很多了。
根据富春同志、陈云同志的报告，1960年底，我们国民经济破坏的程度，粮、棉跌到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跌到不如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重工业上去了，但是靠的是增工损农，以农业的损失为代价而支持工业上去，争取15年赶上英国。
所以说，1960年的情况的确严重，调整时期开始所以提出八字方针，的确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困难很严重，难以为继了。那个时候，我们机关干部口粮减少到一个月24斤。现在24斤好像还可以，那个时候主要靠粮食，副食品、蔬菜、肉不行。每天买肉都是一两二两，买肉还得靠肉票。农村饿死人，有一亿农民口粮不够，城市浮肿病在蔓延。主席也看出这个问题严重，所以他也就不吃肉了。我们在西楼开会，西楼不开饭，没有工作餐，开完会，你回去吃饭。国务院会议因为有民主人士参加，所以管饭，但是是吃大锅菜，就是一大锅，里面有萝卜、豆腐、丸子、豆泡或者是冻豆腐，还有粉条，换着来吃。部长来开会，就在这个大锅里自己盛一碗，吃完可以接着再吃，没什么米饭、馒头，就是窝窝头。
所以说国内经济困难的程度，逼得我们非要搞调整不可。还有就是跟苏联的关系比较缓和了，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全神贯注地搞国内的工作。1961年1月召开九中全会，中央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我们国家进入调整时期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60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确立的方针，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说以后不管国内国外什么干扰，我们都要稳坐钓鱼台，不受干扰，一心一意搞工作。所谓搞工作就是搞调整。九中全会之后，就正式进人调整时期。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检讨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说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所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为调查研究之年，在三年内要抓调整工作。
少奇同志是赞成主席的意见的。少奇同志说，前三年我们只抓了多快，没有抓好省，我们这三年要着重力量抓好省。少奇同志讲，调整是一件大事，要花很大力气，说三年大跃进有冲天的干劲，恐怕调整花的干劲要更大，因为面临的困难很多。
从这时开始，1961年一整年，不单是国民经济调整，是全面的调整，有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高教六十条，还有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还有针对平反专门的指示，还要加强统一战线。另外就是在外交上我们跟周边国家稳定边界的关系，从尼泊尔订边界协定开始，缅甸等国也都确定了。这四年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调整，而是全面的调整。到了七千人大会，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提出的要求和办法更多，牵涉到党的全部工作。
第二个问题讲七千人大会。
从1961年年初开始，中央提出一系列的纠正“左”的错误的措施，刚才讲的那些多少多少条，都是针对纠正“左”的错误的决定、方针和政策。但是，这时调整工作进展很迟缓，遇到的阻力很大，人们的思想从“大跃进”开始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一些人对中央的指示，还是在观望的状态下，观望还算是好的，差一点的地方和部门，就各取所需，需要哪一条就用哪一条。按我们现在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自搞一套，土皇帝、土政策，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三不主义，不学习，不传达，不贯彻。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这样的状况下，1961年工作有点进展，但进展非常的迟缓。
到了11月的时候，在书记处开会，少奇同志主持，就感到困难重重。他把这个事情提到政治局的会议上。少奇同志说，跟主席商量一下，开一次工作会议，首先解决我们高级干部的问题。这是10月底到11月初酝酿决定的。为什么是10月底呢？因为苏共开二十二大，周总理带了一个代表团去，结果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林科夫反党集团，大反阿尔巴尼亚，接着还影射和攻击我们，这就是二十二大的“四反”。总理24日提前回来，马上向主席汇报。主席说不管了，让他去反去，我们还是搞我们的调整。主席说，我们目前的状况不行，要开工作会议。这是总理回国的时候，作了开会的决定。本来总理出国之前，是准备开人大会议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总理要作报告，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确定1962年的工作计划。我带一个起草班子，进驻钓鱼台7号楼，准备起草文件，准备总理回来讨论和修改。后来参加常委会，常委会说人大会要推迟，改为开工作会议。我们这个班子写政府工作报告比较容易，一开工作会，这就不太一样了。
到了11月初，少奇同志根据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从11月6日到1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何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各中央局的第一把手都参加，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部长等等都参加，这就叫做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在西楼召开。那个时候，主席在外地休息。五天会开下来，争论不休。原来是讨论1962年的计划，农村工作的问题，商业的问题，粮食问题等等，结果大家意见不一。比如说，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主席在1959年2月郑州会议上确定四级所有、队为基础，结果不赞成，还是要以公社为基础，不给小队自主权。你看搞了这么多年，思想还是不统一。其他新起的问题多了，特别是总理提出要减人。当时开了5天的会议。少奇同志就和主席通电话，把会议的情况给他讲了。
当时同时开的还有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这两个会议，简直是闹得一塌糊涂，应该定什么政策，任务应该怎样分配，都有问题。比如说分配他今年要调10亿斤粮食出来，他就说我们没有这么多粮食，我们还闹饥荒呢，还要求中央给我们调进来。当时是大家都要求少调出，多调进。所以当时思想不一致，在具体的问题上争论就更大了。小平同志把会议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少奇同志。所以少奇同志给主席打电话。我记得，11月10日那一天开了一整天的会议，就在西楼的会议厅开的。中午在那里吃饭，吃完饭，少奇同志宣布继续开会，说跟主席通电话了，决定开扩大的工作会议，由省部一级扩大到地县一级。杨尚昆同志估计说，大概有七千人。当时开中央工作会议，一般是二三百人，省一级，二三百人是顶多的，当时决定要开七千人大会。
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起草报告时少奇同志提出要求，一要分析形势，二要总结经验教训，三要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四要发扬党内民主，五要发扬优良传统，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他指定陈伯达负责，我和田家英帮他一起起草报告。我当场和政治局常委商量，计委可以抽什么人，经委可以抽什么人，组织部可以抽什么人，宣传部可以抽什么人，当场定了一个名单。小平同志同意了，说马上集中，在钓鱼台9号楼集中，另外给陈伯达分配了15号楼，就开始工作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少奇同志到从化去休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实际上他不是去休养，他是在酝酿报告应该怎样的起草，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他是在想这个。所以他一从从化回来，就找我们谈话。先是小平同志主持，少奇同志后来谈了一些比较系统的意见。
第一点意见，就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还是庐山会议的两句话，现在要开扩大的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反“左”。他主要是针对我们起草班子讲的，说你们秀才现在起草稿子不鲜明，不尖锐，像毛主席讲的，钝刀子割肉，流不出血。他说，中央有一个规定，给中央起草文件的，不负政治责任，有错误可以讨论修改，政治责任由中央负责，所以你们要放开手去写，不姑息，不怕丑，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们要放开手脚，不能束手束脚，你们这几个人都参加过庐山会议，起草过庐山会议纪要。当时只有胡绳没有参加过，我和田家英、陈伯达都参加过。这次七千人大会，胡绳参加了。少奇同志问我，是不是有思想上的顾虑？你们不要有顾虑，有责任政治局负责，还要由政治局讨论修改，你们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们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写多少，不要怕丑。这是他回来对起草七千人大会报告提出的第一点意见，他谈得很多，我只能谈几个要点。
第二点意见，他说在这个报告中，中央要作自我批评。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说要检查过去三年中央所发出的文件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而且小平同志承担责任，表示书记处的错误首先是他负责。而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是代表政治局的，政治局要作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说，首先我要作自我批评。因为自从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般都是少奇同志主持，主席必要时才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一般他是主持政治局的常委会议。少奇同志说，凡是政治局工作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任，因为我是在第一线主持政治局工作，多数中央文件都是通过我的手发出去的，我不作自我批评，下不了台，也不能服众。因为主席在这之前，就在常委会上谈了，说你书记处写一个报告，什么都是执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执行不够，执行也有偏颇，你们把我当成圣人，不是闲人已经不错了，你们不批评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评。所以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也要作自我批评，否则不能服众。这是第二点意见。
第三点意见，就是要讲出妨碍调整方针贯彻的主要阻力是分散主义，你们只谈加强集中统一不够，光正面谈道理不够，要谈反面的，要把反面丑恶的现象揭露出来，然后正面提出为什么要加强集中统一。在这方面，每一个省每一个部都要举例，一个不能少，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因为我是管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胡绳和陈伯达是管《红旗》杂志的，所以少奇同志说你们都要举例，也要作自我批评，要使人感觉到自我批评精神。他说，这是重症，要下猛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吗？所以你们要放开讲。要讲发扬地方积极性，但是要强调计划性；要创造性，但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局部利益要照顾，但首先要顾全大局。要讲为什么要强调集中统一，为什么要把下放的权力收回来，把权力集中，财政、物资调配权集中到中央。中央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就是下放的权力过多。接下来就强调了为什么需要而且怎么样来强调集中统一。这是第三个要点。
第四点意见，说我们这几年的错误为什么改不过来，是同我们党内斗争过火有关系。少奇同志说，本来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提出过，不要把反右倾的斗争扩大到干部群众中去。后来是扩得很大了，已经扩大到县城里去了。所以过火的斗争，使干部当中有两怕，一怕高指标，二怕右倾帽。高指标完成不了，非要弄虚作假不行，这个不仅与自己工作有关，也坑了老百姓。你报粮，报得那么多，征交任务就要上涨了，这样老百姓的口粮就不够了。再怕右倾帽。你的任务太高了，完不成，那就说你是思想右倾。这些东西要明讲，干部不敢讲老实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听不到真实的情况，干部想什么、老百姓想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破掉过火的斗争，就要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庐山会议一直影响到现在，七千人大会要彻底批判过火斗争，大大提倡党内民主。
第五点意见，要讲当前的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犯错误造成的，既不是自然灾害，又不是苏联的撕毁条约。当然这也是困难，也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之一，自然灾害也是有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犯错误造成的。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困难决不会这样。庐山会议如果继续反“左”，不被反右挤掉，那我们1959年就不会比1958年犯的错误更严重。接着他就讲，湖南老百姓讲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我们自己犯错误。后来我们写稿子都没有写，没有把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写进去。但是少奇同志在即席讲话当中又讲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讲话非常的尖锐，听的人要出一身冷汗，很严格的一个人。
第六点意见是关于党建部分，这个主要是田家英主持起草的。少奇同志讲要抓住四个要点加以发挥。一个是党内民主，一个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个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四个要点，毛主席过去讲了很多，是我们党内优良的工作传统，一定要加以发扬。当时讲的很多，我只把要点和比较重要的讲一下。
还有第七点意见，要总结经验教训，要把这几年我们感受最深的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概括成若干条。要强调全党来学习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免得重犯错误。现在看起来，苏联犯的错误我们又重犯了，过去这几年我们犯的错误跟苏联在许多方面有一些相似。以钢为纲，突出钢，不搞综合平衡，工业农业的比例失调，这都是苏联犯的错误，结果我们也犯了，我们只要求犯得小一点，时间短一点，犯了错误要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要不然这个钱就白花了。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又把稿子大改好几遍，少奇和小平同志组织开了几次会。最后稿子搞好了，原来是打算给主席看一下，如果可以，送到政治局，通过了再送到七千人大会上。可是有一天，主席打电话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陈伯达找去，主席说不要等他看完了，也不要政治局会上通过了，就把这个稿子发到大会上去讨论，同时组织一个21人的起草委员会，集中大家的意见讨论和修改。
所以七千人大会开始时就讨论报告的初稿。经过分组讨论提意见，然后集中起来，我们梳理梳理，该补充的补充，该采纳的采纳，该修改的修改。
现在我要讲的是小组讨论提意见和起草委员会平行作业中间的议论。可以说小组讨论会的意见都反映到起草委员会上来了。起草委员会当中，各中央局的书记都参加了。起草委员会中的意见很多，当然是敞开思想，各抒己见，的确是讨论得很热烈。从好的方面讲是很热烈，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是争论得非常激烈。可以说这么激烈的会议，这么多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最后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少奇同志的报告，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在我的经历中，像这样起草文件，讨论的意见如此纷纭，争论如此激烈，这是我有生的第一次。
我讲一讲讨论中主要的问题和少奇同志的观点。
这个会是少奇同志主持的，他在会议上充分说理，但是旗帜鲜明，不回避难题，就是现在说的不回避热点。从思想方法、理论观念方面循循善诱，充分地说服大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几位常委也各有特点。总理主要是讲事实，列了一大堆的数字，而且他不用本子，开口就是大串的数字，着重用事实来证明方针的正确。陈云同志后来没有作长篇的发言，主要是讲不要唯书，不要唯上，要唯实，要反复比较。为什么没有具体讲呢？因为情况还摸不准，他当时认为现在发现问题还模模糊糊，真正关键的要害在哪里，他心里有一点想法，但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是对的。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问陈云同志，你为什么不讲话？你是不是也讲一讲？陈云同志说我现在的调查研究很差，没有把事情搞得很清楚，以后再发言吧。现在有一幅大照片，几位常委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就是那个场面。小平同志发言言简意赅，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鲜明，坚决，不含糊，话不多，但都击中要害。应该讲小平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他来自地方，过去和各中央局、省委的同志关系很熟，所以他利用这种关系来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思路，这个作用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局和省委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台球，就在这个来来往往中间，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沟通了，这个作用是别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可以说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各有侧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点，形成一种很有影响的不可忽视的导向。这里面少奇同志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这段历史，我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过这个问题，也难怪，他们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没有接触到这样的问题。少奇同志讲话的逻辑性很强，思维非常的敏捷，问题提得非常的尖锐，说理头头是道。我们秀才对他有一个评价，他说话像是在念稿子一样，条理分明，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说服力也很强。下面我讲他在讨论中间发言的 主要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成绩和错误的估计。
在会议上，有一些人说成绩说得不够，应该充分。不是说要讲够吗？那就要充分地讲，现在还讲得不够。另外一些人说缺点错误说得过头了，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少奇同志回答说，我也有两句话，是写作班子的指导思想，认为成绩讲得不够的，采取加法，往上加；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头的，就采取减法，往下减。他认为起草班子要考虑一下，一个不能虚报，二个不能瞒产，成绩要讲够，缺点也要讲透。后来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从开国到现在，只讲十年的成绩，一共讲十二条。这是要讲够。错误不要搞的条数太多了，太繁琐了，要言不繁，要精练，但是实质问题不能改变。最后我们把成绩扩大到十二条，缺点压缩到四条。问题都讲到了，实质问题都点了。
第二点是当前形势问题的估计。
有的同志说对形势问题估计得过分严重了，说地方上了解到的情况是不少地方都已经好转了，过去讲的是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这个算数不算数？少奇同志毫不含糊地说，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大家心里是想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们已经到沟底了，已经往上升了，已经过了沟底了，是不是这样的？从两面讲，一个是从中央已经制定的纠正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来讲，情况比过去好了，中央已经认识，而且是采取办法改正过去的错误。这是我们改正错误、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形势好转最基本的问题。从这方面讲说这个局势是好转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相当多的地方，相当多的方面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前面的一些困难，他讲的更多。总理就补充得更有说服力了，说中央了解到了，不否认一些地方比过去好，但是更多的地方进展不大，也不是说没有进展，但进展不大，调整迟缓。应该承认调整需要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人们的认识也有早有晚。各地方、各部门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说是有的比较得力，有的不是那么得力，存在这种不平衡。所以你们说有的地方不错，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相当多的地方和部门对贯彻方针很不落实，阻力相当大。要减少人口的尽量少减，慢慢减，能够不减的不减，能够少减的少减。基建工程项目尽量少一点下马，能够晚一点下马的就晚一点下马，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他说，这种心理状态如果继续下去，情况会更坏。所以中央大声疾呼困难很大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们估计困难到底是重一点好，还是轻一点好？我们过去总是估计不足，总是被动，所以我们与其估计过分的乐观，还不如小心谨慎；与其估计不足，还不如估计过头一点，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吃估计不足的亏，一直被动，已经错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从1961年1月份九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已经不能再等待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估计过分，利多弊少，我们主动一些比被动一些好。我们有思想准备，困难我们充分估计到了，也考虑到克服的办法了，那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失算，估计不足，临时应付，就要出大乱子。这个问题争论到最后，少奇同志说，如果你们都同意中央的方针决策，同意中央所提出的各项措施，而且回去努力来贯彻落实，那报告上的措词可以缓和一点，我们可以先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要一项一项来解决。采取了既坚持又说得比较委婉的办法。
第三点是对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的阻力，看法不一致。
不少同志提出对中央的看法不理解，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主要是“三高”、“三风”，“三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三风”是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主要是这个，不是什么分散主义。你说他没有道理，可一想是犯了这个错误。有一些同志讲主要是反右扩大化，把人斗得不敢讲老实话了，我们听不到不同意见了。因为当时讲庐山会议只讲到反右扩大化这个程度，没有根本否定庐山会议反军事俱乐部反右倾机会主义是错的，没有讲，主席没有讲，其他中央委员也没有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彭老总一直不服。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最主要的毛病是主观主义。
上面讲的三种看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少奇同志回答这个问题很有说服力。他说，这是存在的，但是过去一年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纠“左”的方针政策，如果都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困难不至于像现在这么严重。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的决策贯彻不力，中央发出的指示是令出不行，有禁不止，所以中央就提出了分散主义的问题。大家都拖着不办，中央一些东西，你可以说是“三风”、“三高”，可是中央已经作了决定，组织上来讲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全党服从中央，你要按中央的意思办。分散主义也是主观主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很多，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讲时间、地点、条件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观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分散主义。中央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是唯物主义，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你不做，不赞成这种做法，那你就是主观主义。是主观主义，但突出的表现为分散主义，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央没有东西你可以讲，中央有了东西，你不办，不能说是过去的错误，你是现在不按中央的指示做，那就是分散主义。少奇同志说，周总理已经作了自我批评了。过去中央权力下放过多，现在要大家不打折扣地百分之百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所谓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你们按中央的办，你们不办就是分散主义。就这么简单，干脆利落。
第四点是关于分散主义的举例。
在报告中，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列举了很多分散主义的现象，而且加以分析和批评。在起草委员会上，差不多没有哪一个部门不提意见，认为举的例子不确切。事先我们给下面的同志都通知过，不是没有根据的。有的说和事实不符，有出入。还有的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那儿没有什么分散主义。少奇同志提出，那好，你们有意见，提出来，自己修改，你们认为这个例子不确切，你们自己选例子来替换，你们自报大家来评议。这样以后，少奇同志要起草小组根据大家修改的或者补充的调换的一个个核实。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个个地审查这些例子，一定要确切。讨论到最后了，大家都补充、修改了，而且送来了，少奇同志跟小平同志商量，索性所有例子一个也不要，只留下一些归纳和分析。理由就是，这些例子太普遍了，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所独有的，举出来和不举具体的事情出来一样，只要大家同意对分散主义的分析就行了。谈了之后，大家都赞成。有的人还声明，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分散主义。小平同志很不客气，说有的地方说没有分散主义，我们可能不了解情况，但是我这里有材料，请看。把材料往桌子上一放。当然他不敢去看，这是经过调查组详细调查核实的材料，小平同志抛了材料，你说没有，你自己过来看看，结果他没有去看。我说的是谁呢？就是柯庆施。可见争论激烈的程度。中央同志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不顾情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实事求是。
第五点是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的分析。
天灾、人祸、苏联毁约等等，大家都讲到了，都是原因，但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的。少奇同志明确地提出，主要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这并不排除其他的原因，既不排除天灾和也不排除苏联的毁约，但是主要还是我们自己，是“人祸”。这一点要毫不含糊地作自我批评，否则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他说，当然在文字上可以请写作班子斟酌一下，怎么写得含蓄一些，但是主要原因是合乎事实和有道理的。
后来我们写作班子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把“主要是”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大程度上”包含“主要”的意思，但是又不像湖南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究竟是三七开、四六开没有说，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少奇同志说，这是秀才们的发明，请你们衡量一下，可以不可以接受。这一句话既保存了主要的意思，又没有说分几开，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你们认为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五五开，都可以，只要干部群众认可，那就行，做了这么一个妥协。其实少奇同志讲困难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犯错误，不单老百姓高兴。既然主要困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只要我们改了就行，这样困难就会过去，也会增强信心。
第六点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15年赶上英国的问题。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15年赶上英国的问题报告上没有提，这是报给主席时决定的。因为我们争取恢复，关键是农业，农业恢复早则三年，晚则五年，现在再提多少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很难说。我们过去说是苦战三年，从1958年到1960年，基本改变面貌，现在又到1961、1962年，可这是五年了。其实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即使完成了，离农业四十条的目标和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十年规划，包括三年调整，七年发展，所以少奇同志说还是谨慎一些好，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将来过两年情况好了再说。那时，大家特别是地方同志，对农业纲要四十条争论很厉害，哪些地方搞了绿化哪些地方搞了水利很难说，低标准土办法，就能实现纲要四十条？很难说。
以上六个问题说明，少奇同志和党中央为了统一思想，非常耐心，非常委婉，但是立场也非常坚定，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含糊。这种政治家的魄力和风度，值得全党来学习。特别是少奇同志，他讲话讲得非常的尖锐，但是促使你猛醒，有的话讲得很委婉，但是发人深思，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是一个榜样，是实事求是的楷模。在起草委员会中间，让我们秀才学了很多东西，受益终生，很受教育和启发。
报告起草委员会最后通过了，主席召开常委会。他用湖南话说，叫“寡妇生崽，众人出力”，就是说这个报告是集体创作，我们还没有用过这个办法，在七大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整夜，改出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现在这么多人，集中讨论，写出这个报告是一个新的创造。
这个报告被政治局通过，政治局成员大部分是起草委员会里的。政治局通过之后，隔一天晚上，在毛主席家里开会，说政治局通过了，就可以作报告了。主席说，不，这个报告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反复地修改，大家都差不多滚瓜烂熟，你再去作报告，就没有意思了，少奇同志作一个说明就行了。少奇同志说，明天就作报告，要我准备一个说明，来不及。主席说，酝酿了几个月了，报告从一开始就抓，许多问题你都胸有成竹了，把要点讲一讲，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少奇同志最后说，好，现在我去准备。那已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当时是在颐年堂，少奇同志回去准备了。主席说，我们也是“聋子放炮——散了”。我们也走了。少奇同志一个人去奋斗了。他通宵未眠，起草发言提纲，十多页。第二天下午开会之前，现在叫会堂后面的116休息室，过去叫北京厅，政治局的常委都在那里休息，少奇同志把提纲交给主席，一共十多页，用很粗的铅笔，上海特做的6B的粗的铅笔写的。大家传着看，我是最后一个看的。传完后，主席说，就这样讲，反正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多少次了。当时就上主席台开会，少奇同志就作了说明。
关于这个说明我写过一篇纪念少奇同志的文章。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家印象很深。第一个就是造成困难的原因要三七开，第二个就是成绩和错误要三七开。这两个三七开，对会议的震动很大。第一个三七开，造成困难的原因，他在会上就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讲了这个，书面报告上没有，但是他讲了。他说湖南是这样讲的，究竟各个地区是怎样的，你们自己去衡量。他说，我看湖南人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有利于认识错误的严重性，也有利于增强信心，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成绩和错误三七开，就打破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提法，这是我们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多年来的思想疙瘩，想不开，讲了半天还是九个指头是成绩，只有一个指头是错误和缺点，那不能说服人，群众中成为一个流行的讽刺话，实际上是不实事求是的。要打破框框，要打开思想的疙瘩。这两个三七开具有一样重要的意义，过去不能敞开思想看问题，不能实事求是，不能讲心里话，现在好了，对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不能老讲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造成错误的原因，不能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主要不是这个，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还有一点就是讲到多年党内的过火的斗争，造成党内民主生活很不健全。对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着重讲提倡“三不主义”。这一点是为毛主席几天后的讲话做的一个铺垫。少奇同志事前也不知道主席讲什么主题，但是点出党内过火斗争所造成党内民主生活很不健全，是为下一步做了铺垫。
七千人大会有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少奇同志的报告，后一个阶段是主席的讲话。主席的讲话是开出气会。因为在会议期间发现，有一些地方开始会议比较活跃，省委书记一来，就鸦雀无声了，大家不敢讲，过去讲不同意省委意见的人，都挨批挨得很厉害。主席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一上来就大讲要开出气会，有什么气你在北京不出，到地方就不好出，要在中央面前出这个气，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对中央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放开讲，采取“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要像如来佛一样坐在面前，要让人家讲意见。少奇同志就直接找到一个最难打开局面的会议组，就是安徽组。少奇同志一去，过去不敢提意见的人，就放开胆子讲了，意见很多，主要是粗暴，个人说了算，好大喜功。所以安徽组提了很多的意见，省委书记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向批评错的、骂错的同志当面道歉。对这一点很多同志很感慨。
如果不是在七千人大会这种气氛下，省委书记很难有机会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和向底下交心，而县委和地委很难说出心里话，给省委提意见，所以当时地方上来的同志高兴得不得了，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两干一稀，就是说地方的干部来这里，能够吃上两干一稀，是很了不起的，就皆大欢喜了，困难到这种程度了，他在地方上只能吃稀饭，而现在有两顿干饭不得了。这属于花絮之类了，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反映了会议的气氛。所以主席讲话之后，就开始了民主的高潮。少奇同志在会议结束之后，要求我们再修改报告，要把发扬民主再增加，增加了很多。
总的来讲，七千人大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本来在1960年上海会议上曾经决定要开党的八大三次会议，后来因为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苏联毁约，没有开，而这次七千人大会，就是等于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是党的八大的继续、继承和发展，而且探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规律，其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1960年上海会议毛主席作十年总结时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八大的广度和深度。所以说，这个会议对我们克服三年“左”的倾向错误，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少奇同志作为一个主要的主持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当然，会议对当时正在逐渐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完全清算，也没有能够制止，导致这个思想最后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但是从扭转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全面滑坡的局面、开辟一个新的调整恢复走向发展的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来看问题，我觉得七千人大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为我们克服三年的困难，奠定了基础。
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2月会议和5月会议也起了很大作用。2月会议和七千人大会相距不到一个月。七千人大会之后，就要贯彻，少奇同志集中全力来贯彻，听各个部门汇报是怎样落实的。首先李先念同志提出向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问什么事，李先念问答说是财政问题，说财政有赤字，少奇同志就很紧张，第二天就开会了。
那是2月2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先叫先念同志报告。先念同志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讲我们的财政是收大于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三年结余有39亿人民币，但是实际情况，不是收大于支，而是支大于收，不是收支平衡，而是发生赤字，而且赤字的数目相当的惊人。少奇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财政部。少奇同志说，今年多发几百亿的票子，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我们现在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大家当时很震动。原来都以为没有什么赤字，收支平衡，每年的财政报告都是这么说的，是老话。其实问题在这里，问题是库存已经挖空了，但是没有报，粮食的库存、油料的库存、猪肉的库存已经挖空了。不是一点没有，还是有一点，还有工业品的库存，但能用的好的工业品都调走了，剩下的都是次品，用不了的不顶用的。已经虚空了，但是还报有，一核实都是财政赤 字。
少奇同志觉得这件事很严重，他说，我们现在经济严重失调，七千人大会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那个时候说我们的财政情况还好，还有结余，现在发生这样的问题，可见我们的工作上还没有发现的问题不少，因此，我们需要重新估计形势，要重新调查研究，重新核实，重新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要各政治局主管的人带头负起责任，不要被七千人大会的框框框住了，目前已经知道的情况，要如实地向中央讲清楚，要向高级干部讲清楚，隐瞒是过不了关的，越拖下去，越不把情况摆出来，我们的困难会越来越恶化。会议期间，在国务院的小礼堂里召开各部门党组成员和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富春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作了讲话。当时礼堂很小，挤得满满的，桌子上都是人。他们把情况如实地反映了。富春同志讲计划，先念同志主要讲财贸，陈云同志总的概括。
陈云同志讲，我们现在的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因为没有摸清情况，对情况了解不够准确，所以没有作大会的发言。主席要我发言，我说我没有把情况摸清楚，我要考虑考虑。陈云同志说，构成目前困难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农业减产，特别是粮食减产。在我们这个大国，农业连年的减产，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以农立国，农业是基础，我们的基础垮了一半，我们的国民经济怎么能站得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基本建设项目过多，战线过长，上的项目太多。在1957年的时候，我们只有900项还不到，到1960年底，有多少在建的建设项目？有1800到1900个，现在我还说不准确，说得少一点，就是1800个，比1957年翻了一番。农业减了一半，工业翻了一番，工农业失调的严重程度可以想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城市增人太多。城市增加人太多，在三年的时间里，增加了四千万人，平均一年增加一千万的城镇人口，增加城市人口都是非农业的，都是农转非，转到城市里，就是非农业人口，就要吃商品粮了，农业减少了一半，城市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万，怎么得了！不要说目前只有2800亿斤粮食，就算恢复到1957年的3950亿斤，也养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城市人口。到城市做工的都是青壮劳动力，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进城了，整个国民经济负担不起。一亿三千万的城镇人口，农业负担不起，工业背不起，因为它要以农业为原料。所以说，难以为继。在2月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三条，第一条就是全力恢复农业，第二条就是减少城镇人口，第三条就是厉行节约。
少奇同志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现在要考虑采取非常措施，国家现在处于经济危机，实际处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需要有非常措施。他要陈云向广大干部讲的时候，要提出非常措施。陈云同志的计算是非常精的，在国务院的干部大会上，他讲了六条非常措施。
第一条是恢复农业。第二条是继续减二千万的城市人口。1961年本来要减少一千万，当时报来的数字说没有完成，在1961年减一千万的基础上，今后两年内，要再减二千万。这个措施叫做釜底抽薪。没有这么多东西怎么办？把城市的人口抽回农村，要不然城市负担不了，要闹事，这就是釜底抽薪。着重点要在农业，同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改善市场供应。我不是讲到，干部一个月只有24斤的口粮，副食品买不到。农民粮食吃不饱，还有瓜菜代，城市可是没有，没有副食品只有靠主食，而主食只有24斤。所以陈云同志提出，每一个城镇人口，一个月增加3斤黄豆，拿3斤黄豆来做豆腐，可以做出30斤的豆腐，一天可以多吃1斤豆腐。陈云同志调查研究很细，一天1两豆，可以做1斤豆腐。还提出卖高价商品，一年增加两双尼龙袜子，那个时候尼龙袜子买不到，一年增加两双是天大的事情，不得了。夏天还可以，冬天不穿袜子不行。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热烈鼓掌的会。陈云同志讲话时掌声雷动，在小礼堂里，大家都被感动。有一些老年的同志，都流泪了。这都是救命粮，救命的豆子。少奇同志称赞陈云同志的讲话大得人心。接下来，少奇同志在3月中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批准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富春同志的报告，发给全党，向全党通气，把真实的情况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动员大家来艰苦奋斗。接连开了两天的会议，确定了措施。
3月会议有两个问题争论比较多。陈云同志提出来，关键是恢复农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全力促进农业发展，这是关键，没有这个，难以为继，这一步棋走活了，全盘都活了，农业是基础。但是有争论，有人说三年就可以恢复农业了，去年是2800亿斤，1957年是3900亿，用三年的时间，增加1100亿斤应该是可以的，恢复会比平常的速度快。有的同志说，三年时间太短，需要五年。所以到底是三年还是五年，关系到我们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少奇同志作报告的时候说，我们力争三年，但是准备五年。陈云同志讲三年到五年可以恢复，他的一个根据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平均每年增长粮食是1500亿斤。现在农业遭受这么严重的破坏，能不能做到1500亿斤，需要看我们的努力。所以陈云同志的估计是有根据的，是有数字的。我们是力争，到时完不成，再加一点时间。大家最后思想统一，宁可小心谨慎一些，不可以过分乐观。这是少奇同志的结论。
第二个争论比较多的问题是，现在究竟是恢复时期还是调整时期。为什么会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在三年时间内，我们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滑坡的局面扭转过来，所谓扭转，就是要往上升，往上升就是恢复，而且农业的确是恢复的问题。都退步到1949年之前的水平了，还不是恢复？有的同志坚持恢复的提法，认为这样明确，可以集中力量搞农业，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另外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们说我们不仅农业有问题，而且工业也有问题，整个国民经济都有问题。不仅经济有问题，整个政治、文化、科技、教育都有问题，要讲恢复就不能涵盖这么多领域。农业没有问题是要恢复的，但工业的问题就不是恢复的问题，重工业1961年爬到顶，到了1962年就一跌跌到1958年我们大办钢铁的时候。1958年炼出1100万吨钢，其中只有850万吨钢是好的，能用的，其它的都是白白浪费。1962年，是870万吨。就是说重工业要压低，以压低工业来促进农业，过去我们是以工损农，现在是减工支农，倒过来，就需要很大的调整。在经济领域之外，平反，还有科技、文艺、教育等等更是调整的问题。
这是3月会议议论最多的两个问题。少奇同志认为，提调整，是包括恢复，但是涵盖的意义大于恢复，所以我们以提调整为好，定了四年的调整时期。少奇同志是这样作结论的：还是以九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还是叫调整时期。但少奇同志又说，我们主要力量还是搞恢复，主要是农业。最后把大家的意见都统一起来了。所以说，少奇同志政治家的风格，能够在各种意见中既突出重点，又保持平衡。他的领导艺术，那是叫人佩服的。
3月会议过后，把意见发给全党了。首先是省部级、军级的干部，然后是17级以上的干部。因为这是一个大局，调整时期争取三年，准备五年，要实行一个大的调整，大的综合平衡，比七千人大会进了一步，深了一步了。所以少奇同志在开完会之后，和周总理、小平同志专门坐飞机到武昌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同意了。
接下来就开5月会议了。5月会议，是在怀仁堂的后厅开的，扩大吸收了一些地方的同志参加，也是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先念同志、富春同志和陈云同志提出的报告。陈云同志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休养了，由总理来主持中央的财经小组。
5月会议上，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作报告，总理代替陈云同志作说明。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的情况比过去认识的进一步了，对困难情况的估计了。因此我们对克服困难要下更大的决心，要不然拖延下去我们的国家就拖垮了，的确难以为继，不是马马虎虎可以混过去，是混不过去。
朱德总司令在会上也慷慨激昂地讲了话。这些会老人家平常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参加，年纪大了。他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确实讲中了要害。
第一点是农为立国之本。中国是农业国，我们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这一点。那时是六亿人口。六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为立国之本，所以加强恢复农业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赞同中央的方针。
第二点是民以食为天，要解决粮食问题，要解决城市人口问题，要解决农村饿死人的问题。不吃饭是不行的，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饿肚子也不行，吃不饱也不行。中央政治局开会抓这个问题抓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第三点是要艰苦奋斗，节衣缩食，老传统不能丢。
第四点是要精兵简政，减人，把主要的力量集中搞农业。不仅城市要减人，机关干部也要下乡，动员一批机关干部下乡，首先中央机关的干部要下乡。那个时候一动员，中央机关相当多的干部都下乡，回来之后经过锻炼真的不错，有一些就不回来了，在农村当县委书记了。
少奇同志总结了情况。他说，有一些地方有好转，但总的情况是困难的，是严重的困难，是属于经济危机性质的困难，而不是一般的困难。我们的经济是严重的失调，需要大幅度的调整，不是一般的调整，更不是小幅度的调整。他说，这一点我要作自我批评，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和发言中都没有估计到这个情况，是乐观了一些，当时讲的困难也有很多，但没有这次经过2月会议、5月会议了解得这么深刻。所以，他认为中央政治局应该用最大的决心，采取非常的措施。小平同志讲，决心早就下了，就是不够大，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决，而是行，这套办法总理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来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行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补充少奇同志的。
少奇同志说，要退够，农业要退够，工业也要退够，退到的确有把握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然后经过恢复再向前进。还要横下一条心，不要存在什么侥幸的心理，要采取狠狠的措施，就是非常措施，不是一般措施。他说，在七大的时候，我们对困难是估计够的。七大经验证明利多于弊，所以现在应该看到，我们下这么大决心，采取这么大的非常措施，是勇敢的表现，是我们党有自信心的表现。盲目乐观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不敢正视困难是懦弱，敢于正视困难是革命家的气魄，这是马克思主义。少奇同志的理论修养是从实际中间来的，有许多问题提到了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现在下这么大的决心是自信，而不是胆怯，自我安慰不是马克思主义，正视困难才是马克思主义。困难估计得多不是右，措施采取得狠不是“左”。他讲这个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分析了是非。
再一个他讲到，我们现在下决心再减二千万人是一个关键，是损工支农，压工业支援农业，如果不这样就两败俱伤。不狠心压工业，工业搞不好，农业也搞不好。工业之所以搞到1960年、1961年的水平，是因为扩大基建项目的投资，拼设备，而这两个办法是难以为继的。扩大基建项目没有钱了， 拼设备呢，现在的设备不如1959年。所以他说要下这么一个 决心，否则两败俱伤，一定要支援农业把农业搞上去。他说 下决心二千万城镇人口下乡是很大的工作量。因为牵涉到各 方面的利害关系，比如说你这个厂关不关，他那个厂停不停、 搬不搬，你这个基建项目是继续建，还是停建，还是撤销，都牵涉到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他说，这方面要注意，决心要大， 但方法、步骤要稳当。不能冒冒失失的，不把各方面的利益 妥善地解决，会出乱子的。
再一个意见就更重要了。他说，现在我们采取这种非常措施，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城镇人口已经减了一千万了，还要减二千万，牵涉到城市的家家户户。一亿农业人口的口粮供应不足，要关停并转一批工厂，大批工业下马，这是牵涉到家家户户的利益。他说，经济上的问题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政治的敏感性，说穿了就是要准备匈牙利事件，我们力求不发生，力求把“大匈牙利”变成许许多多的“小匈牙利”，不把矛盾集中，而把矛盾分散，要有这个准备，对此17级以上党员干部要有思想警惕。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布置。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谁思想动摇都要开除党籍，谁参加了这种性质的行动要给以刑事处分。当然当时党员的表现和群众的表现都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少奇同志讲，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第一书记挂帅，现在我们这个会实际上是毛主席挂帅，我代替来执行，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批准了的，他下的决心，同意采取非常措施来解决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要第一把手亲自抓，而且像毛主席讲的，要抓就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当时各中央局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扩大会议。
这是5月会议少奇同志的总结。从2月会议到5月会议这个过程，少奇同志发现了新的问题，抓紧调整，采取了非常措施，具体落实，不为七千人大会已经作过的决议所约束，既然发现了新的问题就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种实事求是的榜样很突出。而且他对新的问题，政治上的敏锐感很突出，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来看待问题，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领导艺术。
这次2月会议到5月会议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七千人大会的深入和发展。发现新问题，采取新的解决办法。所以说，对贯彻八字方针，这2月会议到5月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仅仅七千人大会不够，没有2月会议和5月会议的措施，那我们的局面还不能很快地改观，不能够根本上扭转局面。七千人大会解决了思想问题，对总理的报告没有怎么讨论，后半节主席一讲话，大家出气，场面热闹，心情都到那个上头去了，没有在意总理提出的措施。真正认真对待困难，确实采取措施是2月会议、5月会议提出的。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少奇同志坚定地维护全面调整的方针。就在5月会议开过两个月之后，中央在北戴河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先是讨论1962年的计划。会前主席提出增加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商业问题。总理主要是要落实调整方针里面的城市减人、工厂关停并转、基建项目下马，主要抓这几个问题。于是就召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把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找来，和北戴河工作会议平行进行。
北戴河会议从一开始就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因为主席从8月6日起，连续讲了七次话。在北戴河不是开正式的会议，是开小会，分省开，但是有一个中心小组，主席讲话是在中心小组里面讲的。我们起草班子，田家英和我都参加了。主席在中心小组主要讲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是中国有没有阶级，赫鲁晓夫说没有阶级，是全民国家全民党，我们有没有？主席回答说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现在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农村的富裕中农，地主和富农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名誉扫地了，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是富裕中农，所以说阶级还存在，不是没有。主席讲“单干风”就是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动向的一个标志。这样就非常紧张了。把包产到户提到单干，其实提这个问题的邓子恢同志是叫做在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既不叫包产到户，更不叫单干。但主席把这个提到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标志，是“单干风”。
第二是形势。主席讲，前一阵对形势估计好像是一片黑暗，把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一点光明都没有。主席说他认为现在的形势不是一片黑暗，而是基本光明。
第三是矛盾。主席讲，社会存在矛盾，这个我们早就讲了，现在不仅是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存在敌我矛盾，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问题谁胜谁负，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才能解决，而会上表现的迹象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所以一开始中心小组的气氛就很紧张，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从这时起，就陆陆续续刮起了批三风，首先是从批“单干风”开始，也就是批邓子恢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把它当“单干风”来批了。接着就批“黑暗风”，说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一片黑暗。后来又加了一个批“翻案风”，说彭德怀同志写了一个申诉书，八万字的申诉书，为他在庐山会议所受的错误批判申辩。当时还有一个风没有批成，主席也不强调，就是王稼祥同志提出要缓和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主张和苏联关系要采取缓和的方针，和美国、英国、法国要缓和，和印度还有印尼要缓和，我们现在经济困难，先把我们自己经济恢复起来再说。这就是所谓的“三和一少”，是稼祥同志作为意见写信给总理、小平同志和陈总。因为写信也不是正式写给中央，所以政治局会议上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毛主席提的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刮起的反“单干风”、反“黑暗风”、反“翻案风”使会议气氛很紧张。我们这些参加文件起草、平常参加中央会议的人当时就感到2月会议和5月会议所采取的非常措施有一风吹的危险，感觉到了情况严重，也是很紧张的。少奇同志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他在会议期间，包括后来的十中全会，讲了六次话，包括插话。 少奇同志在中心组讲了四次话，回答大家集中讨论的形势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要求少奇同志反对主席的两个观点，不可能。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另外就是少奇同志本身对这个问题认识也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后辈评论前辈，在这点上，含蓄一点为好。但是在形势的问题上，在批“黑暗风”的问题上，在关系到调整方针、是不是执行2月会议和5月会议措施大问题上，少奇同志是坚持原则的，维护2月会议和5月会议的方针是非常坚定的。
少奇同志讲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2月会议上，我们发现新的困难，是七千人大会没有遇到的。从赤字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现新的困难。农村人口有一亿口粮不够，春荒比预计的来得早，饿死人的现象没有停止；各地报上来的夏收情况不如去年，征购任务派不下去，都说减产，都要求中央调进粮食，少调出粮食，调出越少越好调进越多越好；城市减人很迟缓，当时报来是完不成1961年减人一千万的任务；城市人口供粮不足，吃不饱，得了浮肿病，在一般的市民中更为严重。根据情况，所以提出采取非常措施，如果不是出现新的情况，不是出现新的困难，就没有必要提出非常措施。
第二，我们提出对困难做出充分的估计，是这样提出的：估计得轻一点，不如估计得重一点。把困难估计够，是利多弊少，给大家有思想准备。我们这几年对困难估计不够，过分乐观，造成很大的错误。我们已经错过了一年的时间，如果2月会议不下这样大的决心，我们会犯上一个时期的错误。当然，估计困难多一点，可能会影响一些同志的信心，但是绝大部分的同志，不是影响信心，而是干劲更足，克服困难更千方百计，不能说因为提出困难，有一些同志表现消极而把绝大部分干部积极性抹煞了。最困难的时期究竟过去没有？我是说，有一些地方过去了，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我们把两千万人口减下去，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明确地宣布，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少奇同志讲得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含糊。在中心小组发言时，少奇同志提出，主席在延安七大的时候讲，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估计到十多条困难。当时估计可能会发生自然灾害和敌人的三光政策，会赤地千里，颗粒不收。毛主席在七大闭幕的时候讲要估计这些情况，还估计到党内分裂，结果没有出现，抗日战争很快胜利，解放战争也提前到来。要让干部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遇到困难不是惊慌失措，而是胸有成竹。
先念同志在会上的发言，给少奇同志很有力的支持。先念同志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讲，今年夏收时粮食产量只有366亿 斤，比去年406亿斤减少四五十亿斤。这是十分困难的。困难到什么程度？困难到北京、上海、天津、辽宁，这四个地方的存粮最多不足十天，这个不得了！北京只够三天，只有三天的粮食够北京人吃，如果三天后不调进粮食，北京人要断粮！那个时候先念同志是一天24小时工作，根本没时间睡觉，睡也睡不着。他对主席说，我是管粮、管钱的，我的日子很难过，但是也不好给你直接讲。先念同志说，主席，我怎么好给你讲这些呢？
先念同志的讲话，是对少奇同志很有力的支持。
少奇同志接着讲，现在要大力抓，采取非常措施，情况会好转。如果措施得力，见效比较快，夏收估计有些地方可能打了一点埋伏，加上我们进口了300万吨的粮食，粮食供应就会稍微缓和一点。去年进口400万吨粮食主要是给农村的救济，今年进口主要是补足城市的口粮供应不足，保证京、津、沪、辽这四个地方不至于断粮。进口700万吨粮食，不是富裕，而是救命粮，救济粮。
第三，就是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当时地方报来有30％要搞单干，后来一查，实际上只有10％。可见，强调要想办法恢复农业，还是见效快的。政治局没有讨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他在会上发言，强调大集体、小自由，强调多点小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主席一直抓的，他提出要巩固集体经济，不赞成邓子恢的意见。少奇同志认为，中国还是要走大农业的道路，现代化农业必须是大农业，必须是规模相当的集体经济，不走这个路，农业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就赞同主席的意见。
第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干部和群众，他们把这个当做是党中央对他们的信任，更加信任党，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和党中央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少奇同志在这里讲得很激动，他说，中国的干部队伍是好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我们的工人、农民是好的，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跟党站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值得自豪的，是中华各族人民值得骄傲的。他讲得很激动，当时全场都动容。
最后一点意见，少奇同志提出，究竟对阶级斗争和调整工作？这两个工作怎么来摆？这是问题的要害了。位置如何摆，阶级斗争怎样联系调整工作。他说，我提出来，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阶级斗争不联系那么宽，调整工作是实打实的，可不可以对调整工作就事论事，不讲什么“左”和右，不上纲上线，不同阶级斗争挂钩，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现在的困难还很多，还需要集中很大力量来解决，进行大量的复杂而又非常细致的工作，所以不宜联系过宽，要就事论事。这件事情请大家考虑。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没有定论，主席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言。但是在中心组，少奇同志的这个讲话，反应是好的。从这之后，中心组就不再强调黑暗风了。特别是周总理主持的城市工作会议，因为减人、关厂、基建下马都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具体讨论，当时是规定死任务，硬碰硬的。大家最后还是让总理说服了，把任务接受下来了。城市工作会议的形势扭转了，非常措施中重点的几条就落实了，落实到每一个城市。
少奇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上还讲了一个问题。他在8月20日的发言中，讲了一个带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他说，过去，党内过火的斗争太多了，庐山会议专反右倾，丢掉工作，是一个痛苦的教训，我们不能再重复这个教训了。在我们党内，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根据党章的原则，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对中央有意见，也可以在党内组织讨论，不能因为人家提了意见，就给以组织处分，提得不对，可以批判，但是绝不能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党章规定的。邓子恢同志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认识问题。一般来讲，在组织原则上，在一定的党内的范围内，任何意见都可以提，都可以批判，但是不可以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党内民主最根本的一条。没有这个，党内民主是空话。多年来，我们犯了党内斗争过火的错误，现在党内民主很欠缺，敢于讲真心话、老实话的人太少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不是我们党健康的表现，而是我们党内不正常的缺陷。少奇同志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
少奇同志在北戴河会议讲的这些意见，对当时会议紧张气氛的缓和起了很好的作用。少奇同志在那种场合，敢于这样直言不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是很难得的，很值得学习的。总理、小平同志和少奇同志采取了一样的态度。总理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说服地方干部，也采取了强调困难的办法，所以他们才去落实，才去解决。小平同志也讲，现在情况比较好转了，证明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对的。他们采取了一样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力量不能低估的这么一个作用。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小平同志同心协力，形成了合力，影响是很广泛的，他的作用是重大的、不能轻视和低估的。
北戴河会议没有作决定，回来开十中全会。
在十中全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发言了。他同样讲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讲得很详细，进一步系统化了，形成了后来十中全会的公报。在阶级斗争和调整工作的关系上，他最后下了决心，还是对的。他说，关于阶级斗争和调整工作，应该根据九中全会的决定来办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受国内的干扰，更不要受国外的干扰，集中力量搞国内调整工作，三年方针不变。就是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是主席在九中全会讲的话，他重申了这个意见。他说，这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那个会议上我们犯了错误，只管反右了，没有去反“左”，丢掉了工作。
主席讲，请各地方注意，切不可以阶级斗争妨碍调整工作。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搞调整工作的，后来搞了军事俱乐部去了，把工作丢开了，这是吃了亏的。现在一定要把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可以开展，但是不要放在第一位，不要放大力量，放多数人去做，让公安部门去做就可以了，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精力应该是抓调整工作。他说，不要使阶级斗争干扰我们调整工作，湖南有一句俗话，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人去上当，它滚一下就是三个浪，你就以为很多鱼，其实只有一条鱼，而且很快跑掉了。他说，我们不要做懒人，更不要上当，不要受阶级斗争的干扰。这个时候，他对于这个问题讲得是很明确的。
这番话，就等于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把少奇同志的意见正面表述得更明确了。第二天少奇同志发言，作了一些检讨，说那个时候，困难讲得多了一点，目的是为了把工作抓紧，不至于被动，争取主动；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见效很快。他反复讲对待困难的三种态度，一种是坚定的，一种是动摇的，一种是反对中央、反党的。他说，正确的态度，就是正视困难，认真地对待困难，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和困难作斗争，战而胜之，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现在回过头来看，困难有多大，也不过如此，我们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把困难挺住，结果还不是挺过来了！情况好转了，最困难的粮食问题，现在也好了。所以，关键是做好党内干部的教育，做好党员的教育，群众会相信我们党，跟我们党一条心，一起来克服困难。我们只要跟干部、群众联系在一起，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由于中央采取这样的决策，全党干部带领广大的群众，同心协力，从各个方面对八字方针全面落实，所以从1963年起，全国形势逐步好转，1964年就全面好转了。
周总理在1964年底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讲，我们基本上结束了调整，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四年中间，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团结一致，坚持原则，采取非常的措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使我们国民经济好起来了，重新开创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能够清算1958年甚至从1957年开始逐渐形成的系统的“左”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能够在四年调整中间防止越来越严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继续发展，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持全面调整的方针，而且取得这样实际的成效，那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在这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中流砥柱，什么样的风浪，也没有动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将沿着衰退的滑坡，一天一天败落下去，经济困难会越来越严重，政治困难更引起强烈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也很难设想，我们今天能够创造这么一个飞速发展的新局面，能够在即使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么严重的破坏中经受得住。如果不坚持这个调整的方针，不顺利完成任务，“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破坏是经受不了的。所以说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所起的作用，的确是历史性的，功在党国，铭刻春秋，历史评价再高，也是不过分的。有一些人讲，“文化大革命”前七年都错了，从1957年就开始错起，一直错到底，他们没有看到四年调整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既扭转了局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又能够经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如果不是这样，可以设想，我们的国家将一落谷底，我们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那真是要亡党亡国的。所以说，历史意义怎样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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