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少奇同志百周年诞辰。少奇同志是党的领袖，是国家的领导人，是青年的导师，这里谈一点我对他的亲身感受。
少奇同志在我的印象里，最深的应该是在延安马列学院，他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那时我是马列学院的学生，20岁，听的印象很深，我当时树立的印象就是当一辈子共产党员要修养一辈子。修养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对待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对待生活作风一切要像一个共产党员，也就是要有一个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到1956年，我是中共八大的代表，听少奇同志作政治工作报告。其中感受特别深的，简单说起来有两点。第一，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处在一个新的形势、新的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过去了，当时他没说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提出留下的都是我们自己关门解决的事情了。再一条，他说，经济建设是中心，要好好抓经济建设。1957年，团中央要派我讲课去。我们走的时候，毛主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正式发表。
当时我们到了汉口，那篇文章就看到了。查一下时间才知道，那次宣传工作会议好像是3月间，我们出去后，会议才在北京开。因此我当时有个体会就是，少奇同志在那里充实毛主席那篇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脑子里是很新鲜的，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一搞几十年，现在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后来组织了一个调查研究小组，少奇同志亲自挂帅，参加调查组的正式成员有邓力群同志，有总工会和教育部的两个办公厅主任，另外团中央有一个书记罗毅参与了。当时选我参加有这样一个意思，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又是共青团中央的常务委员，因此我有了解青年、掌握青年问题的优势，所以参加到这里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中心还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们去的时候，是春天，总共大概不到三个月。国家整个形势，是正在朝气蓬勃地前进，青年和人民的思想非常活跃。当时整个青年里主流是爱国家，爱人民，爱共产党，爱民族。但是“左”的东西已经开始抬头，“左”的思想当时表现为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特殊化的风气在滋长。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当做敌对的意见来对待，所以采取压制。
我记得当时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正定有个地质学校有上千个学生，学生对课程设置、生活管理不满意，就提了很多意见。地质部一个司长就到那里去采取压制的办法，把学校弄得冷冷清清。《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有个辣椒专刊，就写白司长来了以后，把学生意见压制下去，批评白司长这个人。这个文章实际上是批评“左”的思想，把学生的意见和不满意当做敌对思想来对待。所以说“左”的思想有一些冒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显得特别重要。少奇同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起调查研究组，了解当时的国情、民情、党情，根据国情、民情、党情来研究对策。这是对执政党一个大的考验。当时共产党执政算是进入第九年。当时面临的严重考验，应该说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当时大形势究竟是什么？少奇同志说大形势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过去了，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广泛的都是人民内部的意见，人民对公仆的意见，人民内部的意见；再一个是要大规模地更好地发展经济。在他的思想里面就是这么两个东西。所以我们调查组的任务，少奇同志对我们讲，出去研究问题。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导师，好好地进行科学研究，究竟当前的国情、民情、党情是怎么样的。
1957年的春季，我们国家是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的一个历史的转折。以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主导，所以我们搞了三反五反，全是搞的阶级斗争。那时候，全国规模这样搞，搞了七八年，现在不能搞下去了。究竟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应该要安邦治国，究竟是什么大形势？
我讲的春季形势就是这样。可是，这个认识，当时在我们的干部当中并不大清楚。我想当时去的一个原因就是形势摆在面前。耀邦同志亲自通知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很重要，也需要好好地搞。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所以这次选的调查组的人，都是做群众工作的。
对我们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少奇同志的概括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我们人民共和国进人第九个年头，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作为政府这一方面，特殊化现象出来了，哈尔滨就有一个秘密商店，专门供应那些首长们的副食品。再一个确实有大量的社会问题，中小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全部升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时没有意识到国家建设应该这样建设，当时是抓计划经济，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全部搞掉了，所以人民群众就有意见。这个意见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对自己公仆不满意提的意见，对自己公仆该怎么进行工作的意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对国家要发表意见，正是我们希望的气象。如果从阶级斗争观点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看，就可以看出人民是对自己的公仆实行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后，对国家应有的自主权利。
少奇同志讲得很生动。他说，房子有工人的份，有当公仆的人的份，也有农民的份，实际上是大家所有的。现在一栋栋洋房子修起来了，这是搞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所以老百姓有意见，这完全是合理的。
他又找一些干部说，你们要反映真情况。我们往河北走的时候，干部汇报上来的东西，他发现有不讲真话的情况。他就叫我去正定的地质学校了解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以后，跟他讲，就是学生对学校的一些合理要求。所以他就概括起来一句话，说，现在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这个观点来解决问题，这才能合理地处理，否则就得动武了。他又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就得让老百姓有衣服穿，有饭吃，能很好地生产劳动，这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管杀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现在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加强生产，加强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大家安居乐业，这是方向。
大规模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是研究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既然是这样认识了，应该怎么解决呢？当时反映的问题，突出的主要的是青年这部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晴雨表，社会问题往往集中在青年的身上，所以当时少奇同志主要力量是放在研究青年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少奇同志写了一篇一万三千字的文章。当时的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完全升到高中，高中也不能完全升到大学，那中小学生究竟出路何在？少奇同志研究解决的办法。我们头一天住在保定，以后一直召开中小学生问题的会议。因为中小学生问题牵连很多，大家对中小学生很关心，中小学生自己对自己的命运也很关心，老师教了他们这么多年，究竟往哪里去也很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少奇同志专门作了研究。这个问题一直研究到汉口，到了汉口文章基本上出来了。然后到了湖南，作了个报告，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问题。那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听报告，讲了之后，大家很赞成。所以这个文章就发回中央，中央也发了，全国就一下子找到了出路，解决了这么多中小学生毕业的出路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个文章还是非常生动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怎么解决。少奇同志就写了一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少奇同志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毛主席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但毛主席的报告是论文，是大方面。而少奇同志运用了科学的观点，实际怎么操作都有。
再有一个是勤工俭学。他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还有一篇讲我们国家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当时就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一个是直接的教育，一个是正规化的教育；两种劳动制度，一个是勤工俭学，一个是专职的劳动。再一个他讲我们国家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当时因为我们国家底子薄。
这五篇文章就是在调查研究中形成起来的。这五篇文章现在连起来一看，正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东西的了。所以这一下子就把整个国家当时这么重大的问题解决了，少奇同志真是扭转乾坤。因为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像这样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一个课题，带着一批研究人员，这么系统提出来的人还没有。所以我说少奇同志是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学术带头人。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所以这个文章的意义是很大的，首先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我们干部这样子武装起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有了办法，引导我们国家正确地前进。
1957年少奇同志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工作，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态度，一个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什么态度来解决？他认为这个态度就是执政党的干部应该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己任，作为自己很大的很严重的一个政治任务来看待。方法首先一条就是要生活在群众的海洋当中，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了解群众的愿望，然后上升为理论、方针、政策。干部应该要做这样的工作，少奇同志本身就是一个榜样。
我们在峰峰煤矿到食堂里去看伙食，听工人说。在广州大桥上去看时，很多群众发现是刘少奇，就围拢来，当时邓力群就在旁边说笑话，说领导就是这点不好，出来都不自由。少奇同志就出来看，他很主张耳闻目睹。到了湖南，他就要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去看，说这个地方的部长都是住的小洋房，是不是这种情况。回来我们说，洋房是洋房，但就是一层，也就三四间。他很主张耳闻目睹，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脑子想，还要动手写文章。教育干部必须好好把教育问题解决，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到了群众中去一些观念才能转得过来。
第二个他强调的就是引导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关键就在于要提高自己本身的素质。他要群众参与，一起把矛盾加以解决，就是做主人翁。因此他引导群众树立四个思想。他在文章里都讲了。第一要有高尚的理想。他一再说，高尚理想就是要为六亿人民服务的思想，做六亿人民愿意做的事的思想。他批评了名利思想，追名逐利，如果以这个作为理想，这不叫理想，这叫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大家有高尚情操就比较好办了。第二要抵制歪风邪气，不要跟着歪风邪气走。第三就是不要忘记根本。我们的根本是群众，我们的根本是工人，是农民，这个根本千万不要忘掉。所以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引导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根本办法在于提高自身。第四干部要以身作则。社会上的老人，成年人，家长，一些社会上的人士要以身作则，来带领青年前进。他就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态度一个是方法。态度是引导，方法应该是要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己任。这就是少奇同志在南下调查时，我跟他在一起时的简单印象。
我记得，南下调查这个事情是比较紧迫的。毛主席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先在中央内部讨论，没有拿到社会上来。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理论是什么，牵涉的问题很多，光这篇文章还不行。少奇同志就很及时地组织起来这么一个调查研究组。所以，我记得，我们团中央还在开会，在会场上让我们赶紧准备去。我中午接到通知，下午三四点钟就上火车了，到了保定。河北省委给他汇报说，我们这里办公大楼也没有修，宿舍也没有修，也没有书记员。少奇同志说很好，这就是和群众在一起的表现。晚上就住在保定，然后一路下来。
所到之处，他接触工人，接触农民，接触教师，可以说各阶层的人士都接触到了，因此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形成了这么一整套理论，反映在五篇文章里。这五篇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我记得回来之后，我记了很多笔记，每一天我都记录下来。胡耀邦同志还让我去人民日报社讲过一次，谈这次和少奇同志去的一些见闻。当时邓拓同志还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我就到《人民日报》编委会讲。编委们很高兴，说这下我们宣传有方向了。
他这次研究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毛主席论人民内部矛盾是提出问题，系统解决问题是少奇同志的这些文章。这次调查研究，来源于群众的一些意见。 这些文章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我现在体会起来，一个是他真正抓到当时社会上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实际的情形，代表了群众的心愿，群众就觉得该这样解决问题，群众认为不是阶级斗争，这是表达了群众的心愿。当然光有愿望还不行，还得系统地说明它。少奇同志的文章就说明了这些。
少奇同志经常说，看到一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讲出道理。他经常讲这么几句话。这次他确实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些文章当时还没有人对他提出异议。少奇同志别的大贡献且不讲，就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事情上，我非常清楚他的功绩在哪里。因为这些思想都是他的。开始他讲道理，我们就记录下来，然后他就讲提纲该怎么弄，一篇篇完成了。我记得有一次改中小学生这篇文章，在汉口，他说，你们今天就专心地弄这个。邓力群我们几个人弄完，他拿着说，今天我要关门修改一天，你们别来打扰我。就把稿子拿过来，修改完了就发了。就是汉口的东湖宾馆，当时他还在感冒。一直到广东我们都没有休息过，到了湖南，给他演了一场湖南花鼓戏，就是这么一次活动，电影都没有看过一次。看花鼓戏是在湖南的一个招待所，好像是九所，算是湖南省委的招待所。其实省委的一些领导的房子就在那里，他让我们调查就在那里看的。
跟少奇同志去做调查研究，在我们心里是把他当做学术带头人，没有想到是国家领导，是领袖。他就是指导我们怎么搞这个东西。可以说这两个多月，他完全扑在这个事情上。
火车所到之处，晚上他架起电线跟总理通话，谈的都是调查的问题。
他亲自处理具体问题。比如到了正定，他要我到地质学校看，跟地质学校的负责人谈，听学生的意见，有的加以解释，有的加以处理，都按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不要当做什么记大过。然后到株洲工厂也是这个意见。我们去了，到了湖南就是看房子，不要住得太悬殊。反正走到哪里，看到哪里，看到哪里，就把意见提到哪里。 我的印象，当时有那么大的理论勇气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当时的社会究竟怎么认识，可以说搞了28年的革命战争，从江西开始，武装斗争，各式各样的斗争。现在一下要把形式转过来，要有点勇气。所以我对少奇最大的印象一个就是抓人民内部矛盾，再一个是抓经济建设。
调查回来后，从我自身说起来，都是按照这两条来做的。但是1957年反右，我们中国青年报社打得最多。我们四个社长总编辑，两个社长划右派，一个右倾，我是四条处分下了台。我终身不忘，受教育很深就是1957年那次，从把握总形势上我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深入，像少奇同志似的，然后要发展经济。我从1957年开始深深地体会这两点，一直指导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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