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之一。
他以毕生的精力，为建设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准则，为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为实现党的理想，进行了半个世纪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党的建设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记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从党的创建到抗日战争爆发，少奇同志长期在城市，在白区，从事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人运动是我们建党的基矗这十几年中，他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华中、华东、华南、东北、华北的许多城镇、矿山和工厂。如何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启蒙教育，如何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党，如何在斗争中培养干部和发展党的组织，在风云突变的时候如何保存党的力量，在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以后又如何进行整顿和恢复，这些都是少奇同志经常考虑的问题。要解决这一系列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最重要的，在于制定和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少奇同志很注意体察情况，总结经验。在深入探讨联共经验的同时，他在亲身实践中悉心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他主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这是他分析形势，提出任务，提出口号，制定斗争计划和斗争策略，确定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出发点。他总是力求周密地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力求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白区工作和整个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恰当地配合起来。他主张，既要认真地分析国际的局势，全国的局势，也要注意具体地分析一个地区、一个工厂、一个学校的局势。他以身作则，坚持用正确的原则，来解决党组织内部的关系问题和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要求党的干部切不可脱离党内外的群众。当他的正确意见遭到压制的时候，他总是坚持党的整体利益，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一方面郑重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并在遭遇挫折时，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挽救党的事业，使党少受损失。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写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全面地探讨了党的白区工作的路线和策略，深入地总结了在白区条件下进行对敌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关于白区工作的最重要的文献。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伟大任务。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党的建设的意见，模范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建党思想。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中央的决定，少奇同志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苏一带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不是他的所长。在这一方面，他特别注意依靠军事指挥员同志们，尊重和团结大家，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少奇同志的杰出的才能，在于进行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他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用很大的力量，办党校，办训练班，培养干部。他亲自上课，讲唯物论，讲辩证法，讲形势和任务，讲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讲党的建设，讲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修养，讲党的作风。他讲理论，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他讲实际，是对党内外群众提出的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回答。少奇同志在新四军的时间不长。但是，新四军及其根据地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大批干部迅速地提高了，成长起来了，后来成了华东各地的骨干。少奇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发表的著作中，有两篇是特别著名的，这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少奇同志在这两篇讲演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对我们党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使我们党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热情的但是不够成熟的革命者参加了党的队伍。这是一件好事。
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中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许多党员只知道抗日，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知道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品质，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党性修养。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降低党的素质，就有丧失党的领导作用的危险。这个重大的问题，一般地说，在马列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的；特殊地说，要切实解决中国党的这个问题，就必须针对中国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作出切实的回答，更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十月和一九三九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陈云同志，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的问题首先作出了简要的原则性的答复。一九三九年七月，少奇同志从河南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应马列学院的要求，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详尽地论证了这个问题。这是少奇同志的一篇杰作。
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他指出，共产党人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自觉的代表者。他指出，共产党人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应当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而对待人类的蟊贼，应当坚决地进行斗争。党性使共产党人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因此受到打击，暂时孤立，也绝不随波逐流。党性使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共产党人应当使自己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不畏惧别人的批评，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他指出，共产党人没有必要为了私人目的要人家奉承自己，也没有必要为了私人问题向人家卑躬屈节，但是，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共产党人能够忍辱负重，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他说，对于觉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才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常常讲党性，究竟什么是党性呢？少奇同志回答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这些朴素而深湛的语言，展示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情操，客观上，恰恰成了少奇同志自身的写照。四十多年已经过去了，直到今天，重读少奇同志的大义磅礴的教导，仍然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给我们以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两章是专门论述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诸如入党动机不纯的问题，个人主义的问题，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计较小事、不识大体的小生产者的狭隘性问题，要求特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以至玩弄阴谋诡计、在党内制造和扩大纠纷、用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同志的剥削阶级意识问题，以及投机取巧、顺风转舵、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旧商人特性的问题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在党内并不都是罕见的错误的思想意识，都没有逃过少奇同志的严肃的犀利的眼光。对这些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错误的东西，少奇同志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和它们对党的危害。少奇同志的分析，对于个别的、坚持错误、置党的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破坏党的坏人，是唤起广大同志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的照妖镜；对于极少数的、错误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而尚未下决心改正的同志，是悬崖勒马的忠告；对于广大的、具有一般性的错误、而又爱护党的事业、愿意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的同志来说，则使大家大大提高了进行党性修养的觉悟和信心。旧社会是复杂的。出淤泥而不染，是不可能的。但是，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和斗争的考验，在实践中郑重地进行党性修养，从而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不符合马列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纯洁的先锋战士，这是应该做而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必须指出，早在四十多年以前，少奇同志就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他说：“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尧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
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可惜的是，我们党执政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少奇同志这一席话，并没有为所有的同志都理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今天重新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了。
少奇同志的这篇著作，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以各种印本和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决定，把这篇著作印发全党，作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广大共产党员的良师益友，使一批又一批的新党员，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严肃地定下了献身革命的决心。许多老党员在重温这篇著作的时候，反复检查自己走过的道路，对自己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即使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列为“禁书”的年代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仍然从少奇同志这篇著作中汲取力量，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失共产党员的规范。《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部指导人们走向革命的教科书，是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
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懂得少奇同志这一著作的价值。
少奇同志的另一篇著名的讲演《论党内斗争》，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华中局党校发表的。后来，经中央决定，也作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印发给全党，对端正我们党的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大家知道，从大革命后期到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多次被错误路线所统治，其中，王明路线统治的时间最长，危害最大。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标志着王明路线的统治结束，但是，根本肃清王明路线，主要是在党的整风运动中。遵义会议时，正在长征途中，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开始解决的。
思想路线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为起点开始解决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为起点开始解决的。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和陈云同志的《干部政策》，也都是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文献。
王明路线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对党内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在中国党内没有做过实际工作。
他没有真理，没有群众，没有经验，也没有威信。他手里只有两样货色。一是教条，用以吓唬别人。一是棍子，用以建立他的家长制、一言堂，顺他者昌，逆他者亡，强制全党推行他的教条。他唯我独尊，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俨然以“中国的列宁、斯大林”自居，谁不同意他的意见，谁就是错误路线，他就把谁一棍子打死，弄得党内死气沉沉。他在党内还有一些“打手”、“斗争家”，那个专以摧残党的有生力量为能事的“理论权威”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影响所及，在王明路线垮台以后，还有不少人把王明的那一套当作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错误地以为，谁要坚持革命性、原则性，谁就非得照王明那一套办不可。
少奇同志坚决反对王明的那一套，并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少奇同志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在党内斗争中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针对王明路线的流毒，少奇同志在这篇讲演中用很大的篇幅批判了党内斗争中的机械过火的倾向。少奇同志指出，我们进行党内斗争的目的，应当是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的实质，应当是保证党的行动经常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而决不允许把党内斗争当作为了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而运用的手段。他指出，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肃的事，必须以对党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少奇同志坚决反对在党内斗争中那种不讲道理、不准辩护的蛮横手段。他精辟地提出，共产党员是真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并且好好地和别人讲道理的人！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不讲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讲错了也是不行的，空谈更是不行的！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组织，因此，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我们在行动中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多数也应该尊重少数，应当允许少数进行答辩和保留意见。他指出，在党内斗争中不准辩护，是我们党所不应采用的，因为这种手段不能培养共产党员的坚持真理的顽强性。少奇同志主张，必须把对待敌人的斗争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教育性的斗争严格区别开来。他指出，决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我们的同志。他坚决反对那种不以教育党员而以打击党员为目的的所谓“斗争会”，坚决反对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手段运用到党内来。少奇同志指出，那种认为在党内斗争中愈激烈，愈尖锐，愈粗暴，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愈好、愈“革命”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不对的。少奇同志愤怒地谴责那些蛮不讲理的无理性的斗争家，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十足的布尔什维克”，而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和形式用到党内来进行投机！古人常常用“掷地作金石声”来形容不朽之作。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就是这样一篇“掷地作金石声”的具有伟大的说服力量和教育作用的文章。
王明搞的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当时，作为对这种东西的惩罚，党内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倾向一度发展起来了。同时，由于党内小生产者的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党内的无原则纠纷也时有发生。少奇同志在批判党内斗争中的机械过火倾向的同时，也对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倾向和无原则斗争倾向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少奇同志指出，严格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个优点，是我们党进步得很快的原因，是推动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如果我们党不经常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克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那末，这些错误的东西就会影响和支配我们的党，就会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他深刻地提出，在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疏忽对另一方面的警戒和斗争，那末，敌人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从而使党不能保持纯洁和独立，使党不能巩固。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庸俗化，闹无原则的纠纷。他指出，党内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进行斗争，为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而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到这个目标的斗争方式而进行斗争；至于在日常政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只要这些问题不涉及原则上的分歧，就不应该实行不调和的斗争，而应该做一切的妥协。他指出，为了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某些不大重要不大紧急的原则问题，有时还应该暂时妥协，而把着重点放到当时关系重大的紧急问题上来。少奇同志指出，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一定要适当，要有分寸。既然是共产党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应当有共产党人的尺度，“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他指出，只有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的不正确的原则；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不是为了要削弱党的组织和团结，削弱党的纪律和党的威信，妨害党的工作的进行；相反，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和团结，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
《论党内斗争》曾经遭到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样的命运。但是，经过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诋毁之后，《论党内斗争》也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样，射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辉。从一九六六年起长达十年的大破坏，就是以所谓“路线斗争”的形式开展起来的。当少奇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遭到践踏的时候，我们党经历了多么大的灾难，这一点，已经尽人皆知。沉痛的教训提高了我们全党的觉悟。从今以后，这种借党内斗争之名摧残党的力量的悲剧，再也不准重演了。今天重读少奇同志的这篇讲演，使我们百感交集。我们大家都深为庆幸的是，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那些基本原则，已经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作为党的法规肯定下来了。
一九四三年，少奇同志从华东回到延安。从此，根据中央的决定，少奇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在担负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的情况下，继续密切关注着党的建设。
《论党》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是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次全面的总结。
少奇同志在这个报告中，代表党的中央委员会，肯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号召全党，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和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和不适用的东西。少奇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和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用以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和政策。在林彪、江青之流把毛泽东思想歪曲得面目全非以后，重新学习党的七大批准的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很有益的。
在《论党》中，少奇同志论证了我们党的性质、我国革命的特点，以及党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和具体制度。其中，特别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干部问题的论述，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少奇同志指出，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必须代表群众的利益，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群众，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群众。他说，先锋队如果脱离群众，就不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解放，而且还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号召全党每一个同志，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我们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少奇同志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在党内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依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原则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少奇同志在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以后，郑重地指出，党内的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的倾向，是社会上的特权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和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和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为了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警惕和严防这两种倾向的发生。
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干部问题。他说，在干部问题上的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同时，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决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他非常明确地说，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才是最好的干部。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不能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而做坏事的干部，是不值得重视的，对他们必须严格地进行教育，使他们转变。少奇同志指出，干部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鉴定干部的最重要的一项标准。
党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基本思想。
少奇同志把这个基本思想贯串到党的建设中来，用以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这就把我们党的建设的理论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七大”以后，全党同志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努力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思想，为我们党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
我们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从“七大”以来特别是全国解放以来党的建设的新的经验。随着党的情况的变化，“八大”党章同“七大”党章比较起来，在具体内容上有了很多改变，其中包括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重大的发展。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两者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这就说明，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所阐明的根本原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少奇同志不断地研究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我个人领会，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少奇同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中心点上：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要有一个好的党章，并且认真地付诸实践。他经常提醒我们：党要管党，不要党不管党。在党的建设的日常工作中，少奇同志所关注的，主要是这样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执政党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全国解放前夕，少奇同志向中央提议，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必须在群众中公开党的组织。少奇同志坚持，对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也必须在群众中公开。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而且也只有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才能使他们较快和较好地改正错误。执政党要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进行建设，这是少奇同志提出的一条原则。
第二，执政党必须对自己的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过去，当党员是要杀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敌人在帮助我们“管理”党员。今天，必须靠群众管，必须靠我们党自己管。党的事业在不断发展，群众的觉悟水平在不断提高，共产党员的标准也必须相应地不断提高。通过普遍的认真的思想教育，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必要而又慎重的组织整顿，不断地为提高共产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少奇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又一条重要的原则。
第三，执政党必须管好自己的干部。少奇同志常说，为了管好党员，首先必须管好干部。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应当比对党员的要求更严。他经常说，我们党的干部，应当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既能够为了党的需要，来自工农，脱离生产，也能够为了党的需要，回到工农中去，参加生产。（⑵⑷）少奇同志对干部很关心，他反对滥用组织手段惩办干部，但是，对品质不好又不改正错误的干部，他主张严肃处理，反对姑息。少奇同志很注重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也很注重考察干部的业务能力。为了把管理干部同管理业务密切结合起来，一九五三年，经过党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决定对党的管理干部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党的“八大”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方面来以后，一九五七年初，少奇同志创议，干部工作的方法必须有根本的改变，由大批地迅速地提拔干部，改为提高干部的能力，使干部专业化。在一九六二年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少奇同志又提出，必须注意提高干部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注意提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还说，在组织部做干部工作的同志中，应当有懂得科学技术的人。如何使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这是少奇同志经常关心的问题之一。
第四，执政党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巩固党的团结。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如果出现分裂的危险和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现象，将直接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危害。少奇同志坚持，必须坚决反对野心家分裂党的阴谋；必须同一切损害党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作斗争。一九四九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相继成立了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少奇同志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他经常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原则性政策性的意见。他还亲自处理和过问了许多重大的案件。一九五四年，少奇同志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主持起草并提请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文件，对我们党的巩固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五，执政党必须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少奇同志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解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党内生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一九五八年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后，党的生活中开始出现了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倾向开始发展。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党中央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强调指出，必须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现在看来，当时如果真能接受教训，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一九六六年以后的事件是有可能避免的。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偏差导致党的组织原则的破坏，而组织原则的破坏又使我们无法及时纠正路线上的失误，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第六，执政党必须同非党组织特别是国家机关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少奇同志所经常关心的问题。建国以后，中央分工，政府工作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少奇同志对恩来同志是非常尊重，全力支持的。一九五八年以后，许多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把工作混在一起，党政不分以至以党代政的现象逐渐严重起来。少奇同志曾多次批评这种党委包揽政府工作的现象。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就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多年来一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但是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有些同志却不懂得树立政权的威信、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建立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少奇同志的这个批评是非常深刻的。
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就会使党陷于忙乱状态，就会把党组织的水平降低到非党组织的水平，对党的建设是有害无利的。
第七，执政党一定要搞好党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大作风，少奇同志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人民公社化前后，少奇同志同其他同志一样，对农村的形势很乐观，作了过高的估计。但是，在深入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少奇同志就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决采取措施，全力以赴，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少奇同志常说，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有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能边做边学；但是，象不关心群众，不正确地对待群众，脱离群众的错误，则是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避免的。少奇同志也常说，犯了错误，知道错了，又不改错，这是最大的错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在列席或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时，多次听到少奇同志在会上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向同志们表示，自己在哪一点或哪几点上犯了错误，并且负责地提出，为了改正这些错误，需要立即采取哪些措施，使党少受损失。有一次，他在主持起草文件时，还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写上去，要求全党“切不可重复”。少奇同志是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教育干部的。正象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的：“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少奇同志的一生，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
少奇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党，我们人民，将永远怀念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所深刻阐明和坚决维护的建党原则，是他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纪念少奇同志，就有责任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现在，全党同志正在紧张地动员起来，根据五中全会的精神，认真实施《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行党的十二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我们要学习少奇同志的精神，实事求是地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言行一致地做好共产党人所应该做的工作，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强的核心，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这件大事做好了，全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少奇同志如果健在，也一定为之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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